《舒吉·贝恩》，[英]道格拉斯·斯图尔特著，席小丹、钟宜吟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497页，78.00元
《舒吉·贝恩》英文版书影
“那天没什么出奇的。那天早上他的心灵抛弃了他，留下他的身体在下界游荡。这具空荡荡的身体无精打采地应付着日常工作流程，在日光灯管照射下，一脸苍白，双眼无神，而同时他的灵魂则悬浮在过道上，一心只想着明天。明天才是值得期待的。”（本文所引小说原文，皆为笔者所译）
小说《舒吉·贝恩》的开篇便如此直接让读者和主人公撞了个满怀。我们不知道他——幸好还有人称代词——是谁，生活在哪里，我们只看到一个无心眼前工作，一心期待明天的人。然而他的灵魂出窍仿佛又不只是纯粹的打工人放空时刻，一串委实不太吉祥的词语——“抛弃”“空荡荡的身体”还有“一脸苍白双眼无神的样子”——让我们忍不住猜测他是不是要遇到什么麻烦。几页之后我们很快就会修正自己的预期，不，他不是要遇到什么麻烦，而是他已经遇到了够多的麻烦，整本小说其实就是他——舒吉·贝恩——的受难记。
《舒吉·贝恩》是道格拉斯·斯图尔特（Douglas Stuart）的第一本长篇小说，讲述的是格拉斯哥工人阶级少年舒吉的成长故事。小说开头与我们相见的是十五岁的舒吉，他孤身住在出租屋里，一边打工一边上学，计划攒钱去上美发学校。与此同时，他还要小心应对出租屋里对他心怀不轨的男人。仿佛是为了让我们明白舒吉是如何会沦落到这般田地，小说很快切回了1981年，故事的主角也变成了舒吉的父母大舒格和阿格尼丝，我们看着大舒格是如何对妻子不忠，如何抛妻弃子，而阿格尼丝则又是如何只能靠酒精麻醉自己，任酒精一点点地腐蚀自己最珍视的尊严，最后死于酗酒。而夹在父母之间的孩子们则需要各自设法拯救自己，舒吉的姐姐和哥哥最后都离开了家，只剩下最年幼的他独自陪伴着母亲走完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任何打开这本书的人都很难无视舒吉的苦难，这是一个在无边苦海里还全心全意地爱着自己酗酒母亲的孩子。舒吉的遭遇很明显打动了2020年的布克奖评委会，他们在给《舒吉·贝恩》的授奖词里说：“道格拉斯·斯图尔特炽热又令人心碎的首作探索了只有孩子才能给与他们有缺陷父母的永不沉没的爱。”不过在别的评论家眼里，这恰好是《舒吉·贝恩》的原罪。动人地描写虚构人物的苦难固然可以赚人泪水，却实在脱不了卖惨的嫌疑。《洛杉矶书评》的作者就毫不客气怒斥这本书是一部“上演一出接一出暴力变态场面的贫穷毛片（poverty porn）”。刚刚还在为舒吉泪流满面的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踩进了道德的泥沼里，挂在脸颊上的泪珠似乎证明了我们要不是被操控的无脑文化产业消费者，要不就是暗中被自己的优越感打动的虚伪中产。流泪，还是不流泪，读《舒吉·贝恩》还是不读《舒吉·贝恩》，突然成了一个伦理问题。说到底，如果一部小说的卖点只是其中人物遭受的苦难，这与我们又有何相关，我们为什么要去关心一个虚构人物吃过多少苦？
这个问题有很多种回答方法。比如这本小说脱胎于作者本人的亲身经历，有结结实实的现实为任何虚构的苦难背书。比如这本小说实在写得太好，苦难并没有变成满足我们猎奇窥私欲望的饲料，而是被平静到近乎疏离的文字抽象成了艺术。再比如我们的同理心所居的镜像神经元总是会让我们忍不住对人物有特别的偏好，让我们忍不住代入他人的苦难并从中获得满足。但是对《舒吉·贝恩》而言，我们关心这个只存在于纸面上的男孩更是因为它拨动了小说这个文体最基本的一根弦：这个男孩的故事召唤出了一整个世界。《舒吉·贝恩》并不是一本把读者困在主人公内心迷宫里的心理小说，我们大部分时间甚至无从知晓舒吉到底在想什么，相反，他更像一架摄像机，记录着从他的角度看到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其他居民——他的家人和他生活的工人社区里的邻人——才是这本小说真正的主角。用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的话，虚构人物激活的是我们的“智力和想象”，让我们开始思考“价值”问题。于是在审视舒吉和他周边人的苦难时，我们思考的是这个虚构世界和现实世界共有的价值问题。这些在格拉斯哥凋敝的后工业时代里挣扎求生的虚构人物一起拼出了一幅世界图景，而在这个世界里做出的伦理抉择实在是过于逼近我们的现实，由不得我们不悄悄地问一声：“要是我，我该怎么办？”
《舒吉·贝恩》的世界图景是用虚构手段重构的后工业时代的格拉斯哥。作为英国的造船业重镇，格拉斯哥的荣光随着英帝国的终结走向了黯淡。从1950年代开始格拉斯哥造船业就遭遇了一轮轮危机，相关的钢铁和煤炭工业也是一路下坡。在撒切尔时代这一趋势愈演愈烈，追求效率的经济政策驱动英国政府直接关停了大量的工矿企业并把国有企业转卖给了私人。在格拉斯哥，制造业的工作岗位从1952年的四十二万四千个直坠到了1987年的十四万两千个，1986年时格拉斯哥平均失业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一点四，在工人阶级聚居的社区失业率更是超过了三分之一。而随着失业率的上升，暴力犯罪、酗酒和吸毒也成了笼罩格拉斯哥的不散阴霾，时至今日，格拉斯哥的预期平均寿命都远低于英国其他城市，甚至有“格拉斯哥效应”这个说法来专指这座城市高企的死亡率。随着《舒吉·贝恩》讲述的家庭悲剧的展开，格拉斯哥后工业荒原的图景也越发完整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小说人物的自暴自弃有了更沉重的阐释可能，不幸的他们是高企的失业率和犯罪率的道成肉身，是被抽象成统计数据之前的人间苦难，而小说家给虚构的格拉斯哥打上的悲惨高光更让他们永远无法逃脱宿命的失落。《舒吉·贝恩》里的格拉斯哥是一座比真实的格拉斯哥还要绝望的城市，因为砌成它的是那些已经飘散在历史中的苦痛。
不过当格拉斯哥和它失落的工人阶级出现在《舒吉·贝恩》中时，它们常常是如此自如地嵌套在贝恩一家的苦难里，以至于我们会在全无准备的时刻突然遭遇一幕幕寓言般的场面，仓猝抬头越过贝恩一家，瞥见更大更无边的绝望。小说开篇不久，舒吉的父母大舒格和阿格尼丝决定搬离他们婚后就一直寄居的阿格尼丝父母家，想要借助这次搬家来重新开始，挽救自己的婚姻。他们找到了一幢带院子的公租房小屋，小屋位于城外的坑口矿区，当他们驾车来到矿区时，这才发现这里绝非梦想中的新起点，而是一个同样困于自己过去的工人阶级社区。“煤矿没开门。有人在围挡的胶合板上涂了‘日你妈保守党’。看起来它是永久关闭了。”在这个煤灰漫天、肮脏破败的地方，无所事事地在工人俱乐部喝酒的矿工们看起来很古怪，因为他们太干净了。“这些矿工刷得干干净净的脸和粉红的手看起来没有工作留下的痕迹。这似乎不太对，这些男人居然是方圆几英里唯一干净的东西。”干净和肮脏在这个矿区突然完成了一次褒贬调转，干净就意味着失业，意味着只能用啤酒把自己灌成行尸走肉，按照早已不在的日程上下班。“矿工们的钉靴在柏油路上敲出了火花。男人们开始顺着空荡荡的路一个个慢慢走散开去。现在已经没有煤矿换班的汽笛声了；可这些人还是被那个已经死去的日程养成的肌肉记忆驱动着，在什么工作都没完成的下工时间回家去，唯一的收获是在肚子里灌满了艾尔啤酒还被担忧压弯了腰。他们沿着路踉踉跄跄地走着，他们的工装短大衣还是干净的，他们的靴子也还是亮闪闪的。”幼年舒吉一次次注意到的矿工们的整洁和干净很难被简单地归因于他天生对美和秩序的敏感，而是小说在借他的眼睛观察一个坍塌的世界。破败矿区里整洁的醉酒矿工这个画面之下有着巨大的荒谬张力，也寓言着整个世界的绝望。难怪大舒格在目睹矿区的一切之后会立即抛妻弃子，因为整个世界似乎都在告诉他，在格拉斯哥的工业荒原里，梦想改变是行不通的，即便旧日的汽笛声不再响起，人也只能被困在过去的生活里。
也正是在出租车司机大舒格的观察里，格拉斯哥工业的衰退威胁的并不只有工人阶级的生计，而是连他们的男子气概都要一并扼杀了。“工业时代完蛋了，克莱德造船厂和斯普林伯恩铁路修配厂的骸骨像腐朽的恐龙一样四散在城市里。整片整片的工人住宅区里被许诺过他们父亲营生的小伙子们现在没有了未来。男人连他们的阳刚都要没了。”然而小说让出轨成性的大舒格来注意到工业衰退引起的阳刚危机却别有用意，它在提醒我们阳刚就像大舒格的魅力一样有着阴暗的背面，随时可以转换成自大和暴力，给自己宣称要保护要爱的人最深的伤害。
实际上性别暴力和经济萧条一起调成了《舒吉·贝恩》里最浓的绝望。舒吉的母亲阿格尼丝的自毁之路也许源自她对“更好的东西”的浅薄物质追求，但是真正把她推下深渊的都是她的男人们。大舒格用搬家重新开始的借口把她抛弃在远离城市的矿区。矿区的男人们只会把美丽的阿格尼丝视作欲望的对象，利用她的弱点满足自己的色欲。好不容易遇到了一个看似可靠的尤金，这个“过分习惯了有办法修好任何损坏的物品”的人却无法接受阿格尼丝是一个已经损坏了的人。他坚持认为自己可以治好她，在她戒酒一年之后非要让她再喝酒试试看，从此阿格尼丝再也没能爬出过酒精的深渊。自诩为阳刚的男性带来的不是庇护和安全，而是无处不在的性暴力，肆无忌惮地把自己意志和欲望强加到无法反抗的女性和儿童身上。在小说最压抑的一个夜晚，阿格尼丝和舒吉母子都成了性暴力的受害者。舒吉坐出租车去找深夜未归的阿格尼丝，结果在车上被司机猥亵。“重重地一挤，他的手伸到了内裤里更下面的地方，他开始用手指在男孩身上摸索。粗呢裤的腰带从前面勒进了舒吉的肉里。这种压力感觉就像他在把他切成两半一样，单是这个痛就足够让他喊出声来了。然而，舒吉什么都没说。”懵懂的男孩承受着痛苦却并不完全明白自己正在经历的事，就像他不明白“司机发出了奇怪的声响，仿佛他正在透过门牙缝喝热汤一样”意味着什么。而等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母亲时，他见到的却是母亲被凌辱的身躯。“慢慢地，她从衣服堆里露出来了，半裸着浑身皱巴巴的。在半昏暗的光线里她对上了他的眼睛，一个字都没有说。他慢慢地把层层衣物从床上拉开。厚重的大衣下面露出了她洁白的双腿和纤小的双脚。舒吉停了下来，就这么看着她躺在糟乱的衣服堆里，借着走廊的灯光，他看见她黑色的俏波利裤袜从脚趾一直撕开到了腰上。”阿格尼丝在新年聚会上被人强奸了。和皱巴巴的衣服混为一体的皱巴巴的躯体是作为男性暴力受害者的阿格尼丝的终局，在一次次地被剥夺作为女性的尊严之后，她彻底沦为了可以供人肆意欺凌玩弄的物品。从此之后阿格尼丝也失去了她追求的最后的“好的东西”，连参加聚会找乐子都做不到了。她能做的，只能是酗酒，“她喝酒就为了忘记自己，因为她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来抵挡痛苦和孤独”。
正因为这是一个如此绝望的世界，舒吉对阿格尼丝的爱才显得尤为珍贵。可母子二人的亲密时刻往往也揭示了他们彻底的孤立无助。在天气预报说切尔诺贝利的核飘尘将会随雨落在苏格兰西部之时，母子俩躲在屋里一边熨烫衣服一边开玩笑。“可在那里，紧挨着电暖炉的暖意，舒吉梦想着要是这场燃烧的雨永远不会停下来就好了。要是就他们两个被困在屋里就好了，在这里他可以永远保护她。”燃烧世界里的避难所，再没有比这个画面更加形象地描绘出舒吉对母亲的爱在阿格尼丝已经破碎的世界里有多么重要了。可舒吉对母亲的爱最令人心痛的地方也在于他不知道，也不能放手。舒吉并非不清楚母亲的问题所在。他从小就和哥哥姐姐一起把母亲的酒藏起来，照顾宿醉的母亲，甚至还要代替母亲去领救济金，可这一切都没有打消他对母亲的爱。早熟的舒吉想要给予母亲的不是幼童的依恋，而是保护。然而在一个他母亲都只能被欺凌被侮辱的世界里，一个孩子能做什么呢？上一个试图拯救家庭的人是舒吉的哥哥里克，在他终于不得不离开之前，他是这么告诫弟弟的：“别再犯和我一样的错误。她永远都不会好起来了。时机到了的时候你必须得走。你唯一能拯救的只有你自己。”
道格拉斯·斯图尔特
而拯救自己也是《舒吉·贝恩》的作者道格拉斯·斯图尔特写作的最初动机，但却并非他写作的全部目的。在一次访谈里，他说道：“当你在孩童时期遭受了创伤也见证了成瘾，而且你完全无法控制这一切时，你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经历转化成艺术作品同时非常认真地审视它。”写作是斯图尔特的一次自我和解之旅，将他在格拉斯哥的童年与成为时装设计师并逃离到纽约的成年生活重新整合为一体。然而他的艺术才能以及他漫长的写作过程让这本小说远远超越了他个人的回忆，它也是撒切尔时代格拉斯哥工人阶级精神世界的记录。斯图尔特主要在工作之余写作，历经十年才写出了小说长达九百页的初稿，在多次删改之后，他的个人经历在最终的成品中退居次席，小说也最终定型为一场场高度凝练甚至寓言般的戏剧场面。在格拉斯哥后工业时代中挣扎的更多人物纷纷登台，他们的爱恨构造出了一个完整的虚构世界。斯图尔特坦言自己是用一种“相当古典的方法”在构建这个虚构世界，因为他想要抵近观察这些少有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残破边缘人，重新赋予他们的尊严。用他的话说，他想要的是“拉起读者的手，要读者和他们坐到同一间屋里”。阅读《舒吉·贝恩》其实是在回应斯图尔特的邀请，进入这个虚构的世界，试着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去体验疼痛和绝望。
文学素人斯图尔特的这个决定显然算不得高明，幸好他其实并不是在发明一种崭新的后工业叙事的书写模式。在对《舒吉·贝恩》的诸多评论和访谈中，很明显可以看到一些重复出现的关键词，尤其是在论及他究竟接续的是哪一个文学传统时。有不少评论将这本书描述为“狄更斯式”的，仿佛狄更斯垄断了英国文学中想象底层人物的方法，事实上，斯图尔特坦言自己“从来没有读过”狄更斯。倒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一眼识破了滋养斯图尔特的文学土壤，那就是当代苏格兰文学。这本小说有强烈的苏格兰意识，“舒吉”一词本身就是英文名字“修”的苏格兰方言版，而小说里也大量使用了苏格兰英语词汇。除了使用方言写作之外，斯图尔特也继承了欧文·威尔许和安德鲁·奥黑根以及1980年代已降的苏格兰小说的传统主题，如托宾所总结的，这些小说“精彩地描写了醉酒，吸毒带来的疯狂，在贫民窟游荡的长夜，被边缘化的状态还有糟糕的性”。和自己的前辈相比，斯图尔特给当代苏格兰小说加入了一个新的面向，他没有通过荒谬和夸张把后工业时代的绝望变成黑色幽默，而是描绘了在这个绝望的世界里做一个善良温柔的人需要付出的代价。《舒吉·贝恩》就是一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悲剧寓言，在一个人人都自私的世界里，无私是最大的弱点，想要拯救自己就只能逃离，逃离自己的家庭，远离自己的阶级，舍弃一切羁绊，因为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善意和爱才是会将人拉入深海的铅坠。
在这样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表现得比舒吉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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