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开启了“京味儿”文学的传统。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对京味文学作了一个界定：“‘京味’是由人与城市之间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文化意味。‘京味’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她揭示了京味文学中：“人与城的精神联系；人的文化体验；人对于城的文化意味的感受等，进而认定需要；把‘京味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去把握。”老舍是京味文学的开创者，京味是指人感受到的北京城的文化韵味或者是对北京城的文化体验。
老舍开创了北京地域创作的新模式，可称得上京味文学的第一代。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以老舍为代表的文学，呈现从古典到现代变动中的北京胡同文化景观，在语言、风格和形象等方面都奠定了现代京味文学的初始形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国内的文学创作环境不是很好，十七年文坛上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文艺环境，使得京味文学不能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京味文学一度陷入沉寂。
京味文学的再度勃兴是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文学单一的政治视角被打破，为京味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这一时期出现的文学称为京味文学第二代。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以邓友梅为代表的京味作家，这一时期的作家靠着对北京与北京文化的熟知和对北京话的熟稔，怀着对老舍的热爱与美学风格的执着追求，源源不断地创作出大量京味浓郁的文学作品。自1979年邓友梅《话说陶然亭》在京城出版以后，引起文坛的轰动，京味文学的创作就呈现一发不可收之势，有二十余位北京作家先后对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热诚，他们站在京味文学大师老舍的肩上，以一种整体的形象和实力向社会展示了辉煌的实绩。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主要是以小说为主，邓友梅的《那五》是一部展现京城旗人文化风韵的力作，三十年代的京派老作家汪曾祺创作出京味小说的精品《安乐居》，陈建功在自己的京味小说系列中摹写着京城市民的众生相，苏叔阳自觉地从“洋化”向“北京味”靠拢，他们构成了京味小说的核心和主体。围绕着这一核心写作的还有刘心武、赵大年、张辛欣，林斤澜等人，这一群体于北京地域文学所显示出的创作实力是其它地域文学难以匹敌的。
20世纪80年代的京味文学在某些方面或者是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京味文学的传统，与老舍的京味文学相比，在北京地域性、京味语言、北京市井风俗、北京人物形象系列、文化视角以及俗雅相融的艺术风格、市民文学的定位以及由此显示出的文化关照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又显示出发展变化的轨迹。
20世纪80年代作家的作品继承和发扬了老舍创作的风格，作品描写同样具有“北京意义”。“所谓‘北京意义’的景物就是指能特别表示出故事的背景是北京的景物。”当代的京味作家以北京作为创作的根据点，描写北京的地域风情，他们喜欢描写北京的红墙绿瓦，即使它们褪去了往日的艳丽的光辉也总要把它们诉诸笔端，热闹的大杂院、宁静的四合院也是他们所要描写的对象。在《那五》中有着这样的描述：“这清音茶社在天桥三角市场的西南方，距离天桥中心有一箭之路。……出门先到动四拐角喝了碗炒肝。又到福隆寺喝了碗双羊肠。这才坐电车奔珠市口。”细读邓友梅的作品，读者就会体会到其创作风格和老舍有许多的相似之处。邓友梅继承了老舍地理文学的创作手法，作品中出现了老舍笔下的地理事物，例如东安市场、天坛根下、永定门等地理事物，都在他的笔下活灵活现的呈现出来。
陈建功创作也沿袭老舍创作的写法，：“北京有两条轱辘把胡同。一条在西城，一条在南城。我说的，是南城的。胡同不长，真的像过去井台上摇的轱辘把儿一样，中间有那么一个弯儿。门牌数到‘9’。正是要拐弯的地方。”崇文门、瓷器口、天桥、西城、南城等这些一连串的地名让读者看来都是发生在北京，让读者信服故事的真实性。老舍着墨较多的还是城墙大院的平民百姓，体现其对百姓的热爱之情。20世纪80年代的京味作家把写作的重点放在古老的北京城上，这其中有对老舍写作风格的继承，作家要想在作品中体现一个地方的地域特色，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一个城市具有代表性的地理坐标呈现出来，所以大杂院、小茶馆以及红墙绿瓦自然地出现在作品中。虽然这些零星的北京地名和景点分散出现在作品中，不如老舍那样着墨众多，但是读来也有京味特色。
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京味作品也有对老舍北京方言口语的继承。京味小说之所以受到读者的青睐，很大程度上源自方言的魅力。老舍作品中出现了较多的北京方言俗语，随后创作的京味作家对老舍这一创作风格也是推崇之至。在小说中运用北京的方言土语老舍不是第一人，在《红楼梦》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北京土话，经历了二百五十年的历史仍然出现在老百姓的口头上，例如“这程子”、“鼓捣”、“胳肢”等，这些方言出现了几百年，甚至成为了普通话的一部分。新时期京味作家有些不是出生于北京，但他们有着北京生活的经历，生活在北京，自然对北京的方言耳濡目染，并不感到陌生，在作品中能够运用自如。新时期的京味小说处处流露着京腔京味，作品中随便一段对话都能让读者感受到身处北京的胡同之中。在邓友梅的小说《那五》中这样写到：“您别拿我离嘻！他是倒驴不倒架儿，穷了仍然有穷的讲究。”“离嘻”是北京的方言，这样运用增添了小说的幽默化与通俗化，人物的性格也跃然纸上。邓友梅的写作风格也是老舍式的，他将北京的地域方言融入自己的作品中，其中“爷”在其小说中运用的最多，可见邓友梅也是深谙北京文化。陈建功师承了老舍以来的“北京味”式的幽默并自成一格。在陈建功的作品中能够见到地道的北京词汇，在他的小说中有这样的话：“冯寡妇的‘敢情’却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像“敢情”这种词语在他的作品中到处可见，北京语汇在他那里运用自如。
新时期京味文学语言不仅具有地方特色，同时又具有语言文化韵味。京味文学语言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更是经过老舍的提炼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语言，新时期的京味文学一开始就是站在一个很高的起点上，作家利用语言文化蕴涵进行穿插、点缀、烘托，使得京味文学表现出深刻、敏锐和成熟。这一时期的作家对老舍的文学语言进行深入地发掘，首先提到的就是汪曾祺，他的《受戒》、《大淖记事》中纯净简洁的语言使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沉醉不已，汪曾祺的语言风格使他在新京味文学中独具一格。汪曾祺在二十七岁之后定居北京，独特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北京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汪曾祺不似老舍那般运用地道的北京语言进行创作，而是借鉴和吸收北京方言腔调作为一种陪衬，并不是把京腔京调进行密集地排列。汪曾祺的语言透漏着一种平和、不急不躁，也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另外邓友梅的好多作品是用北京口语反映北京市民的生活，老舍对邓友梅的作品进行指点，“他特别提到了老舍建议青年的作家写完文章后自己念，自己念不通顺的，一定不是好文章，而且不主张模仿翻译式的欧化句法，不写自己不熟悉的事情。”邓友梅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一些北京口语，但他不是刻意地卖弄，他借用零星的北京方言作为作品的点缀，发挥着它的作用。
80年代京味作家，对市井风俗进行发掘。老舍善于描写市民社会，把生活在社会底层民众的苦难书写出来，这些作家几乎不约而同的对京城的市井百姓生活感兴趣，对老北京的生活习俗、历史掌故、风土人情有着责任感与使命感。同时这些新京味作家和老舍一样有着在北京生活的经历，创作起来也是得心应手，陈建功自称：“我常混迹于北京的胡同里闾，谈笑于市井小民中间。”邓友梅在讲到自己的创作经历时也不无感慨到：“我是最后一代了解八旗子弟的，经过熏陶，我又掌握了北京方言，对老北京比较熟悉。北京作为历史名城是古老的，有独特的语言民俗、生活韵味。”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作家对北京市井百姓生活了解透彻，为其以后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风俗既是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又是解码北京城和北京人气质的重要方面，80年代的新京味作家用说书人的叙述方式来展现北京的市井人生百态。刘心武的《钟鼓楼》集中地展示了北京市井小民的生活和命运，陈建功在《平民北京探访录》中描写了被人们遗忘的老杠夫，还原了几近消失的历史记忆；陈建功《找乐》中对京剧中的流派、剧目等进行介绍，《烟壶》展示了德胜门外的鬼市交易市场，《那五》展示那五生活经历的同时，把茶社、古董店等生活场景贯穿起来，邓友梅从那些王公贵族、八旗子弟、无聊文人、地痞流氓、市井细民等众生相描写中，展示了一幅旧北京的市井风俗画，这些风俗画，蕴含着北京古都的历史文化情致。陈建功在其“谈天说地”系列小说中，刻画了各种人物形象，有蹬三轮的、剃头的大老爷们，有穿着牛仔服、提录音机的小青年，还有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爱管闲事的老太太、爱面子的旗人，这些都再现了当代北京市井文化景观。
80年代京味作家有相当一部分是以旧京的生活为题材，所写的人物多为北京的老人和过时人物。邓友梅的《那五》、《烟壶》、《《索七的后人们》，刘心武的《如意》、韩少华的《少管家前传》等一批描写前清皇亲、旗人贵族后裔的作品，汪曾祺的《安乐居》，苏叔阳的《我是一个零》，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以及他和赵大年合作的长篇小说《皇城根》，李云龙的《古老的南城帽》等一大批描写北京老人的生活与心理作品，都属于这一类。《红点颏》中的五哥，是旧京的人力车夫，正如老舍笔下的祥子，他老实、正派、勤劳、本分，一心孝敬赡养母亲。韩少华笔下的五哥就是北京文化积淀的最理想的载体，作品中字里行间闪烁着作者对五哥文化性格的衷心倾慕与敬意。汪曾祺的《安乐居》与《寻找画儿韩》中的人物都是属于当代北京，这些人物都是地道的平头百姓，性格中镌进老北京的乐天知命的文化性格。他们知足常乐、安分守己，但凡生活中的小变化就觉得是“添乱”，老舍先生笔下也不乏这类市民，《离婚》中的张大哥就是典型的代表。80年代京味作家对老舍创作题材有继承又有创新，邓友梅的创作题材有和老舍有不同之处，老舍擅长描写北京市民阶层的冷暖，把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现给读者，邓友梅则是把北京没落的王公贵族子弟作为自己的写作对象，邓友梅的作品中出现了好多没落贵族形象，那五、乌世保等没落贵族形象跃然纸上，展现了在清朝末年，旗族铁杆庄稼失去保障之后，他们是如何自食其力。老舍笔下的市民是一个个勤劳的劳动者，邓友梅笔下的人物确是改造之后的老百姓，这也是邓友梅在老舍基础上的创新。
这一时期的京味作家把创作的视角转向北京新市民。改革开放给我国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与此相伴的是京城的人文环境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股大潮的强烈的冲击下，催生了一大批新的“北京人”。与老北京人相比，这些北京新人物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京味作家透过自己的文化视角，发掘城市中新的文化因素，陈建功的《鬈毛》就是描写京味新市民人物的典型代表。京味作家不仅对当代北京生活、北京新市民人物给予特别的关注，同时也关注北京新文化精神与传统文化精神正面因素的继承关系。京味作家靠着自己对北京文化以及对北京文化的熟知与把握，揭示了北京传统文化在特定的条件下焕发新的光彩。
80年代的京味文学展示了北京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及其历史底蕴，继承并发扬了老舍的文化批判视角。80年代京味文学核心意象是胡同和四合院，京味作家寻找的目标停留在人物的神韵气质和性情举止上，弥漫在石榴树下、胡同之间的人情味儿，使得80年代的京味文学有一种怀旧的气息。
“中国文化中就有‘不食嗟来之食’的骨气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元杂剧《赵氏孤儿》有牺牲自己骨肉、保全友人后代的千古绝唱，老舍作品中不乏此类的作品，在80年代京味作家笔下也体现传统文化的精神。邓友梅《烟壶》中聂小轩与乌世保以及库兵在牢狱中结下的患难之交，知恩图报，义薄云天，传达出北京人忠厚仁义的一面。《那五》中的紫云奶奶在那五家破落之后，却仍旧伺候着那五，并且对素昧平生的过老夫妇关怀备至，此处也是写其“义”。《双猫图》中康孝纯与金竹轩是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在邓友梅笔下，这些没落王公贵族身上，凝结了北京城独有的王宫贵族气度。刘心武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对民间民气的赞美，劳动者负载着传统道德的品格美，比如《钟鼓楼》中的修鞋匠师傅，赞美他的体魄比满街的明眸皓齿的男子更富有阳刚之美。
20世纪80年代新京味作家受到老舍创作的影响，无论是在语言风格还是方言口语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并且继承了老舍风俗写作的艺术形式，从不同的文化层面展现市民的生活，呈现出新京味文学形式。
纵观中国八十年代的京味文学，他们吸取和接受了老舍京味文学创作的精华，同时又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创作的路线，形成了具有不同时代特色的京味文学。老舍的风俗文化描写逐渐演变成一种地域文化书写，不仅对后人描写北京城具有重要地借鉴意义，也为研究北京的历史文化提供重要的历史文献，具有文学人类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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