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传统时代的书塾和书院，利用学习书目指导学生阅读文化典籍，灌输儒学思想，其作用“润物细无声”而又无微不至，到张之洞写成《书目答问》，这种功能更被发挥得淋漓尽致。
张之洞不仅自己一生践行儒家思想，而且竭力向青年灌输传统的纲常伦理，以致于他被后人称为儒家“纲常的卫道士”。
张之洞（1837年——1909年）字香涛、孝达，号壶公、无竞居士，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
他在年轻时期就博览群书，记忆力超绝常人。
他14岁为秀才，16岁中举人，27岁成进士，因廷对策不死守一般的格式，被授翰林院编修，从此进入官场，历任浙江乡试副考官、湖北学政、四川学政、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光绪初年参与朝内清流派的政治活动，对外标榜反抗侵略，对内议论时政得失，批评某些权贵。
光绪五年（1879年），崇厚与俄国擅自签订丧失领土和主权的《里瓦几亚条约》十八条，张之洞极力反对，上疏奏请斩崇厚、毁弃条约，最后清政府剥夺崇厚官职并将其治罪，改派他人为使俄大臣，讨论修改条约。
张之洞
光绪八年（1882年）法越事起，他上书十六条，建议速派军队、使者去支援，才可居中调解，早为预防。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时，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老将冯子材、王孝祺等，击败法军，收复镇南关、谅山等地。
停战后，张之洞对和法军言和感到耻辱，于是暗自发愤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办枪械厂，开通矿务局，又创立广雅书院，文教武备一齐抓。
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大办洋务，开办汉阳枪炮厂、制铁局，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筹办南段卢汉铁路，重、轻、工、矿企业并举，成为后起的洋务要人，堪与李鸿章分庭抗礼。
作为清末大臣，应该说张之洞是有所作为的，他食大清俸禄，清政府的政治舞台又为他施展雄才大略提供了尽情表演的机会。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清王朝紧闭的大门被枪炮强行打开，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儒家的伦理纲常面临挑战时，张之洞挺身而出，他竭力维护清朝领土和主权完整，为了挽救清王朝，鉴于当时中国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西方的现实，他打出了向西方学习技艺的旗号，认为如果一味守旧，拒绝采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是不知变通的表现，将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洋务运动代表人物
于是他本人努力兴办洋务，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成为这项事业中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
但是，在张之洞看来，学习西方的技术只不过是手段，而最终应该是学习他们的富强之术，使国家强盛，对外可以抵御侵略，对内可以化解矛盾，从而“卫我天朝，卫我道统”。
所以，张之洞的洋务活动在本质上仍然维护封建制度，坚持儒家的伦理纲常。
但是，面对大门洞开、西方文化逐渐渗透的局面，张之洞感到痛心。
早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四川学政时，他就批评生童不知读书，认为这里地处西部边远地区，未经教化，于是，他与前总督吴棠会商，奏请设尊经书院，选取各郡、县优秀的青年人在那里学习，聘请名儒讲授课程、管理学生。
对于生童“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的提问，张之洞撰写了《书目答问》等书作答。
《书目答问》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问世。
张之洞在其中所列书籍，主要是在经史与词章考据之学方面。
《书目答问》
《书目答问》列举书籍2200种左右，用以指示治学门径。
该书非常重视收录清代尤其是乾嘉以来直至当世的学术著作，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每部之中又分为若干类。每一类中的书籍，以时代先后为序，其中再分小类，不另立名目，门类井然而不流于琐碎。
每部书名下都注明作者姓名（当世著作，只署“今人”）及当时习见的版本，重要的书后略加按语，三言两语指明阅读时应该注意的地方。书后附《别录》与《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与别录相辉映，由浅入深逐渐领悟读书途径。
张之洞不仅教以读书之法，还亲自制定“一切章程”，巩固读书效果。因此在张之洞门下游学的人，都暗自庆幸求得了为学读书的方法和路径。
《书目答问》使青年人在玩索传统典籍的同时，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染，他们也自然而然地与张之洞一样，成为儒家纲常礼教的维护者。
从客观上讲，《书目答问》在当时对新学和新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抵制和阻碍的作用。
京师大学堂
张之洞后来在商办京师大学堂，制定有关章程时，上奏说：不论何等学堂，办学宗旨，都要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础，使学生思想归于纯正，然后再接触西学，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技艺，日后才能成材，教育就应这样造就通才，谨防产生弊端。
张之洞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因此积极筹办尊经书院、广雅书院，商办京师大学堂，以期培养出一批国家通才，他希望这些人心术纯正、拥护封建制度及相应的儒家伦理纲常，而又技艺纯熟，以撑起清王朝这座即将倾覆的大厦。
可以看出，为了维护封建纲常，张之洞可谓呕心沥血，不遗余力。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时，张之洞采取支持的态度，他希望通过变法改变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曾捐银5000两，加入康有为在北京设立的“强学会”；又为上海《时务报》捐款，并下令湖北各省各衙门按期订阅。
但当变法兴起，民权、平等思想渐渐被人们接受后，张之洞却不禁“拍案而起”，他退出“强学会”，查封《时务报》，压制维新运动，还赶写了长达4万多字的《劝学篇》，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性思想，抨击变法维新思想是“邪说暴行”，指责他们已经“横行天下”。
尤其对“兴民权”，他更咬牙切齿地痛恨，认为它菲薄了纲常名教，是委弃根本的表现，声称民权之说一兴，必然导致愚民高兴，乱民大作，“三纲五常”行不通，天下大乱，最后人类毁灭。
张之洞
在张之洞的眼中，儒家的纲常伦理是正人心之根本，是中国几千年神圣相传之圣教，是一切礼政的源本，是万万去不得的。他阐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时，认为也应该学习西方，举办工商业、学校报馆等活动都可变通实行，也讲“务通以开风气”，但仅仅是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这些仅仅是器，是手段。
他坚信中国的文武制度优于西方，必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这才是“道”，是“目的”，在本体上仍然坚持儒家的伦理纲常，必须坚持“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宗旨，中国具备了祖宗传下来的纲常名教等经世大法，再学习西人在制造术等方面的长处，以补我之不足，便可“高枕无忧”了。
这就是典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虽然张之洞深信不疑，但在新思潮的撞击下，它显得苍白无力。
义和团运动时，张之洞积极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地区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后调任军机大臣，掌学部。为维护传统制度，延续儒家纲常尽了最后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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