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中国思想自我启蒙的极限
1、
位于杭州火车站不远处，高楼林立的楼群中有一条小街叫马坡巷，巷子里有一栋殿堂式的古老的建筑，这就是龚自珍出生的地方——龚家老宅一角。
龚自珍的远祖原是北宋的臣子，靖康之变，龚家随难民南迁，最初落脚余姚，辗转数代后定居临安（杭州）。到龚自珍出生时，这个家族在杭州已经居住400多年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宦之家，数百年来，龚家几乎每一代都出一两个中小官吏。
龚自珍出生在清乾隆五十七年七月初五（1792年8月22日），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康乾盛世”。龚自珍的祖父龚敬身，是乾隆中期的进士，官做到云南楚雄知府、迤南兵备道，以府道大员身份退休。因为他没有儿子，所以才把弟弟的孩子龚丽正过继过来作为嗣子。在龚自珍5岁那年，他的父亲龚丽正以前一年中举，第二年联考联捷的成绩，一举考中进士，被授为内阁中书留在北京供职，三年后升为礼部主事。因为他的父亲长年奔波在科考的路上和在京为官，所以，龚自珍的童年，基本上都是他祖父及母亲和外公在苏杭二州进行的家庭教育。
龚自珍的祖父是进士出身，学问自不必说了。他的母亲段驯，是清代有名的学者苏州段玉裁的女儿，有诗作传世，学有家源，教育起孩子来更是得心应手。外祖父段玉裁任过知县之类的小官，他以文字训诂一类的学问闻名当世。他注释的《说文解字》，在当时就是儿童启蒙教育的教科书。而外孙龚自珍的名字，也是这位老先生给他起的，寄希望于他能自珍自爱，在今后的路上走出一个完美的人生。
龚家是官宦世家，极其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所以，龚自珍大约是在四五岁时就认识很多字了。到八岁时，大人们就让他学习旧《登科录》（有点像现在考上大学或考上研究生的人名录和试题一类的书）。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为他指定了一条科举考试、金榜题名、当官发家的道路。而恰恰是这样一条有点像今天“千军万马奔国考”的道路，把他逼上了那架为了功名利禄而疲于奔命的梯子，跌跌撞撞中，耗费了他大半生精力，才在38岁时得了个三甲第九十五名进士的“学位”。这一名次，就相当于中国早些年读大学的学生毕业后没有拿到学士学位或没有英语四级证书一样，并为此沉浮下僚几十年。
龚自珍幼年和童年生活无忧无虑，良好的家庭教育，优越的生活环境，龚自珍这个典型的富家公子哥，就这样在美丽的杭州和苏州度过了他快乐的童少年时光。同时，在他母亲和父亲的言传身教下，还入门学起了写诗。据资料记述，这一时期，龚自珍的音乐艺术天赋也有所崭露。在西湖南部的六桥附近龚家的小楼上，龚自珍身穿淡黄色童衣，“梳双丫髻，倚栏吹笛，歌东坡《洞仙歌》，观者艳之。”有一位画家还把他吹笛子的情景画了一幅画，叫做《湖楼吹笛图》，在士林中传为佳话。有时他还很淘气，甚至跑到庙里，盘腿坐在佛坐上双手合十。童年时的龚自珍，聪明、活泼、可爱而单纯。
龚自珍随父母举家迁往北京的准确时间是1803年龚自珍12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是乘坐粮船顺大运河进京的，路过苏州外公家，当然要去住上几日。就是这几日，龚自珍的外公段玉裁把自己整理好的《说文解字》部目给了龚自珍，希望他进京后专心学业，图个正途出身。大约也是在这几日，在父母的包办下，龚自珍与他舅舅的女儿、表妹段美贞订下了娃娃亲。
当龚丽正入朝正式复职时，有旨将他由礼部主事调到军机处任章京行走，虽然是同级调动，但地位却高出许多。这不单是礼部位于紫禁城外（今天安门广场上），而军机处则在紫禁城内离皇帝更近，更重要的是，军机处可以越过六部直接与皇上对话，而且凡是六部的事务都可以过问的特殊衙门。所以，有清一代，大凡考中进士的人，没能进入翰林或进过军机，是一件十分没有面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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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随父母一到北京，家里就为他请了教书先生。从此，天性好玩的龚自珍被紧紧地束缚起来，去系统地学习科举考试的八股文。但他童年的天性没有变，特别喜欢交友和游玩，不过多是和他年纪相仿的如袁桐（袁枚的侄子）这样的官宦家庭子弟。史料上说他学习很轻松，“屡逃学”，他的家人常常到处找他。有一次，满头白发的老家人段玉立（也是他外公的弟弟）到法源寺寻找龚自珍，他却偷偷地藏到一棵树的背后，庙里的和尚于是开玩笑说，我看到一猿一鹤了。这里，猿，指的是淘气的龚自珍，鹤，指的就是白发的老家人。应该说，他童年的天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他的放旷性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进入少年后，他的个性却被牢牢地紧锢起来。
这一时期对龚自珍影响最大的人不是父母而是他的私塾先生宋璠。宋璠是浙江建德人，是一个漂在北京准备科考的27岁的穷秀才。这位秀才是头一年才来北京的，最初是在刑部员外郎戴敦元家当私塾先生，靠当家庭教师赚点生活费，边工作边准备科考。第二年通过戴的推荐来到龚自珍家任教。为了金榜题名，这位先生每天天刚亮就起床看书写字，一直到四鼓（四更天）才睡觉休息。最后他虽然考上了举人，但却没能做官。可长期的劳累积劳成疾，让他在33岁那年就早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龚自珍亲眼看到的，一个活脱脱的青年为了功名，奋力地挣扎在科考路上所上演的人生悲剧。
但是，科举考试的路再艰难，也是龚自珍必须要走的，他没有别的选择。17岁那年，父亲把他带到国子监拜国子监祭酒蒋祥墀为师。实际上，父亲是为他能够顺利地考取贡生寻找门路。所说的国子监，在清代是专管教育的最高衙门，而国子监祭酒，就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了。也就是在这里，他父亲带他看了先秦时留下来的十只石鼓，上面刻着人们不认识的籀文，让这个17岁的少年萌生了浓厚的兴趣。
就在这年闰五月，龚自珍的父亲和叔叔（比丽正晚两届，于1802年中的进士）同时被皇上点为广西和湖北的乡试正考官，兄弟二人同时被点为两省乡试大考，在当时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情了。清代的中央官府尤其礼部是清水衙门，奉禄很低，赚不到外快。所以，能出去主持乡试大考，是一件既发财又交人的好事。有人说，朝官去外省当一次乡试主考官，比当三年知县还肥。估计，这是龚自珍家自他父亲当官以来捞到的第一桶金。
就在父亲去外省大考的时候，龚自珍结识了他的第一个密友，忘年交王昙。
说起他的这位忘年交却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人物。龚自珍18岁，王昙已经51岁了。真想象不到，一个51岁的人，怎么会让一个18岁的青年着迷并引为知己？原来，王昙是浙江秀水人，也算是龚自珍的老乡了。史载，王昙是乾隆朝的举人，从小行侠仗义，能耍宝剑，爱说大话。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事，他吹嘘会一种掌心雷，能破万人胆，权臣和坤的一个亲信，推荐他去破白莲教。后来随着乾隆的去世，和坤的倒台，从而引起士林的一片嘲笑声。结果，在他一连参加五六次进士大考时，考官一看到他的名字就不取中他。就这样，他一直混在北京，靠着他和妻子画画卖钱度日，成了一个老京漂。对现实的不满和谩骂，成了这个怀才不遇的老京漂性格的主要特征。王昙的性格，对青年时期龚自珍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是勿庸质疑的了。
19岁时，龚自珍在北京应顺天府乡试考取了副榜第二十八名贡生，俗称“副贡”。所谓贡生，寓意为把少年俊才进贡给皇上。而在民间，则习惯地称贡生为“秀才”。一般是只有有了贡生的“学历”，才可以报考举人。而只有有了举人的学历，才可以报考进士。进士、进士，即进而为士，中了进士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由中央统一分配当官了。所以，凡是经过多层次考试而不是花钱捐的官，就是正途出身。而靠花钱捐来的官，总觉得理不顺气不壮，有一种让人歧视的感觉。
1812年，21岁的龚自珍以贡生的身份考取武英殿校录。清代没有打印机和复印机，所有的文件全靠手写手抄，所以，一份相同的文件要分到很多个部门时，需要用很多人去作抄写、校对的工作。这是一种非官员待遇，临时聘用人员干的工作。估计是他父亲怕他呆常了学坏，让他有点事干，边干边学地准备将来考举人，考进士。
龚自珍刚上班没有几天，就从朝中下来一道圣旨，父亲外放为徽州知府。所以，这年的春季，龚自珍就和父母一起全家搬离了北京。从12岁到21岁，龚自珍在北京生活了9年。
北京9年，龚自珍曾在诗文中提到过，他在14岁时就从事过古今官制之学；后因为读了《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始为目录之学；去国子监见石鼓文，始为金石之学；进武英殿校对了几天“文件”，又说自己学了校酬之学等，显然夸大的成分太多。今天看来，他当时充其量只是接触了这几种学问的皮毛而已。
3、
徽州府是江南比较富裕的地区之一。过去有句话叫“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所以，龚丽正当知府这三年，是他为龚家捞的第二桶金。
龚自珍随父母到徽州后，就随母亲去苏州省亲，而其中最主要内容是给龚自珍完婚。这年四月，他和表妹段美贞在苏州外公家办完了喜事。接着，他带着新娘回杭州老宅看望叔伯兄弟们。转了一大圈后回到徽州，他就把妻子留在徽州父亲的衙署，只身北上去赶下一届的北京顺天乡试。
1812年，22岁的龚自珍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举人，妻子在徽州病亡的信却送到了北京，他于是匆忙赶回去奔丧。就在他奔回家的半路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的天理教起义，北京的天理教竟然在太监的引领下攻进了紫禁城，这可是大清建国二百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大事件。好在嘉庆皇帝在热河避暑，才没有造成太大后果。
龚自珍返回南方经过的地方，正是天理起义的区域，他目睹了起义地区民不聊生的生存状态，也看到了他所尊畏的皇权的虚伪，为他同情劳动人民，蔑视皇权的叛逆性格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24岁时，龚自珍在徽州续娶安庆知府的侄孙女何吉云为继室。25岁时，父亲龚丽正任徽州知府期满，升任江苏苏松太兵备道，龚自珍随全家一起移居上海道署衙门。
苏松太兵备道，有点像现在的地方警备区司令的职务，是比知府大一级的武官职务。主要负责长江三角洲一带的社会治安和剿匪工作。当时，这里商业发达，人口稠密，人民富裕，能在这里任兵备道是一个让很多人艳羡的事情。估计，龚家就是在这里捞到了最后一桶金。
这一时期，龚自珍除帮着父亲忙碌衙门事务、攻读学业外，就是走亲访友，结交了当地名流。27岁的时候，他在老家杭州报名参加了又一届的乡试大考，一举考中了第四名举人。有清一代，有了举人“学历”就有进入官场的资格了，不过可不像进士那样一得到“文凭”就马上分配成为“公务员”。举人得等着看哪里出缺，而且至少得有两次会试没通过的举人才可以去补缺。因之，那些多次考不上进士知道再考多少次都无望的有钱人，就想方设法找门路拉关系走后门去补缺。实在找不到门路的，还可以拿一大笔钱去捐个官来做。但是捐来的官总让人抬不起头来，而且还不是个好缺。所以，一般举人都是一考二考三考地一直考下去，希望博得个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龚自珍也不例外，中举后，父母都希望他来年春天去北京参加会试，也像他父亲一样联考联捷，一举考中进士。
刚过了年就是嘉庆二十五年（1820），29岁的龚自珍告别父母妻子，只身赴京，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全国会考。为了儿子的前途，龚丽正多了个心眼儿，给他在京时结识的好友刘逢禄写了一封十分诚恳的信，当然还有一份厚礼，让龚自珍到京找他。名誉上是拜师学习，实际上是在在会试时帮帮忙让儿子过去。此时，刘逢禄正在礼部当主事，因为公羊春秋的学问闻名当时，并多次参与会考出题和阅卷（考生把给自己阅卷的老师称为“坐师”）。其实在当时，有地位的官僚们为了儿子的前途都在这么做，几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了。
非常遗憾的是，这次刘逢禄没有当上龚自珍的坐师，没有帮上忙，龚自珍第一次向官场冲刺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幸运的是，这次大考湖南邵阳的魏源也来了，但他却是到顺天府参加举人考试的。幸运的是，魏源一考中举，就留在京师准备参加后年正常年份的会试。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近代史上两个著名人物龚自珍和魏源，在攀爬“国考”这架梯子时相识了。
4、
魏源和龚自珍同时拜在刘逢禄门下，积极准备后年再上场。刘逢禄发现，他的两个门生，竟然都是头脑敏捷，学识根底深厚的人材。尤其是当谈到国家形势、大政得失时，两个年轻人竟然能把社会弊端结合古代典籍说得头头是道，让这位讲究经世致用的学者赞赏不已，便时不时地在臣僚中传播他们才学如何了得，结果，龚、魏二人未登第但大名却为很多人所知。
第一次会考落第，龚自珍已是快三十的人了，道光元年（1821年），父亲龚丽正果断地花钱为龚自珍捐了一个内阁中书的职位成为国家正式“公务员”，让他边干工作边准备再一次的大考。也就是这次准备下届大考的原因，让龚自珍结识了同来会试的又一个密友安徽休宁举人邓传密。
也就是在这一年秋天，军机章京出缺，援例要在内阁中书中选拔。龚自珍自恃才高八斗参加了考试，令他沮丧的是没有被录取，于是他一连写出了《小游仙诗》15首，嘻笑怒骂地发泄心中不满情绪。
两年后的道光二年（1822），闰三月，是因为道光皇帝登基额外增加的一次考试，因此叫做“恩科”。龚自珍、魏源、邓传密三人同时入场参加会试，结果三人同时落榜。估计魏源、邓传密的老子没有能力为他们捐官，他们只得离开北京去古北口给守在那里的直隶提督杨芳当幕僚，龚自珍则继续留在北京当他的中书。龚自珍孤身留在北京，居住的具体地方叫做北京城南圆通观的魁星阁，雇了一个老仆侍候他的饮食起居，过起了北漂生活。
如果把满清王朝的政治体系比做一套完整的神经系统的话，那么，内阁就是这套神经系统的中杼。内阁的最高官员是三大殿的大学士（旧称宰相，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内阁的成员由近200位学识很渊博的满、汉、蒙三个族别的员工担任，主要是为皇上和朝庭大员们制定政策条款时查找资料，提供历史和现实各种信息，高级的中书还得起草文告，还有的担任满、蒙文字的翻译工作。内阁中书虽然地位低下，但却最早知道国家出台的和即将出台的方针政策的具体内容，可以进入大内查看所有的历史档案，甚至可以查看历任皇帝的朱批文件手喻。他们凭着进出紫禁城的腰牌，可以通过东华门（专门为进宫的官员开的宫门）随便地进入大内，这在其他衙门里，就是府道大员来京，都是不能随便进入的地方。这就是龚自珍的诗词里，常把自己说成是“东华生”的原因了。让龚自珍大开眼界的同时，也让他一脚踏进了清政府最核心的机要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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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20到1822这三年间，龚自珍除了中间请了几个月假回上海外，基本上都是呆在北京边上班边备考和参加两次大考的。这三年，到北京参考的举子云集，他又是一个有钱的公子哥，还是一个有了正式工作的人，所以，让他结交了很多外地朋友。同时，也是他的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在内阁任职期间，不知看了什么重要文件，使他突然对新疆和蒙古来了浓厚的兴趣，到处搜集资料和地图，准备写一部40多卷本的大型的《蒙古图志》。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有些资料甚至是孤本。在他回家时，怕留在北京弄丢了，就把它们带回了上海家中。而关于新疆，他通过阅读历史档案，知道俄国人一直对那里虎视眈眈，于是，感到应该提早预防，就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出发，向他的上级内阁大学士上了一疏，叫做《西域置行省议》。可以想象的是，刚上班没几天的小职员，可能连大学士（宰相）的面都没有见过几次，就向大学士上书，谁会理会他呢。因此，人们都以看到怪物的眼光来看他。他又多了个外号叫“龚呆子”。
其实嘉道年间，中俄边界常出磨擦，许多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预感到了什么，便有不少人研究边疆地理。想通过这些研究为将来的边界争端提供点历史佐证，或以此提醒当权者注意边疆建设。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的建议，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见解。就在他的建议提出60年后的1881年，沙俄到底还是使用各种无赖手段，通过《伊犁条约》从中国割去新疆塔城以北、霍尔果斯河以西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光绪年间的宰臣李鸿章对龚自珍的建议给予很高评价，说：“古今雄伟非常之举，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置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置于今日。盖先生经世之学，此其尤荦荦大者。”
道光二年九月二十八日，龚家在上海道署衙门突然发生火灾。烧了公房不算，他家的5万卷藏书包括龚自珍搜集来的蒙古图志的大量珍贵资料化为灰烬。结果，龚自珍的父亲任职三年政绩考核，因为一场火灾，不但没有升职，反而降了一级奉禄（降了工资），还要他自掏腰包修缮衙署。好在没有辙职，还让他仍署原官。只是龚自珍的母亲因此吓出病来，卧床不起。一个月后，这个坏消息传到北京，龚自珍痛不欲生，急忙往古北口写了 ，请求好友邓传密来京，替他照看房子和图书，他则于本年十一月向上级请假，于一个月后回到上海家中安慰父母。
在家里只过了一个春节，龚自珍就匆匆赶回北京上班。没想刚过半年，龚自珍的母亲就在上海因病去世了。照例，龚自珍只得回家守孝三年。
从道光三年到道光六年，三年时间里龚自珍除了把母亲尸骨送到杭州祖坟安葬外，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昆山买了一处房地产。先前，龚自珍的父亲用了500两银子在昆山的玉山旁买了一块土地。这回又买了房子，而这套房产原是康熙朝吏部侍郎徐秉义的，规模一定不小，估计一定是花了一大笔银子。这是龚自珍的父亲自当官以来二十多年，或从老家杭州出来后，为自己也是给儿子置下的非常像样的一份产业。龚自珍也因此喜出望外，为这一别业取名为“羽（王岑二字合成）山馆”，还为自己取了个别号叫“羽（王岑二字合成）山民”。
此时的龚自珍露出了富家公子哥的本性，大把地花起钱来。主要表现在四处收买古董和图书。古董里主要有古印章、古砚台、古镜、古剑、古鼎等珍宝，统称“三秘十华九十供奉”计一百余件。其中最有名的，是他花了690多两纹银，居然把汉武帝的皇后赵飞燕的玉印弄到了手。
在这三年里，他还与几个虔诚的佛教徒混在一起，笃心笃意地信了一回佛教。而最荒唐的是，他在这三年期间，竟然勾搭上了一个远房亲戚的小表妹、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并为此让他懊恼了整个后半生。
正在龚自珍陶醉在他的山馆别墅和他的稀世古玩里的时候，魏源去上海路过昆山来访。原来，此时魏源正在江苏巡抚陶澍的手下当幕僚，为了漕粮海运的事情，到上海去考察的。他们约好，要在道光六年同去京师参加进士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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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六年（1826年），35岁的龚自在昆山过了一个全家团圆的新年，然后他带着全家，包括他的妻子儿女，还有他的父亲一同北上京城。父亲龚丽正是因为三年兵备道期满，照例进京述职的。清代官场规定，所有的地方府道大员，每任职三年都要到吏部述职，经吏部考核（称为京察），确认政绩好坏，决定其是否留任或降职或升职。龚自珍选择这一年入京，是要参加春三月的又一次会试大考的。又因为他为母守孝三年期满，可以回内阁上班，一般不会再回南方了，所以，带着妻子儿女一同进京，作了长期定居北京的打算，估计上斜街的龚家房子就是这时买下来的。
春三月，龚自珍再一次参加会试仍落第。但这一次落第，却使龚自珍真正出名并为士林所知。史载，这一次大考，阅卷的考官正是父亲前几年为他找好的老师刘逢禄。清代的举人进士考试，虽然实行的是“糊名法”（即考卷是密封的），但从答题的字体到文章内容，刘逢禄一眼就认出了他手里的卷子是龚自珍的；另外，他还在相邻阅卷大臣的手里，发现了魏源的卷子。于是，他极力向上推荐他的这两个门生。但是，无论他怎么争取，在会评的时候，还是没有录取他们俩。对此，刘逢禄作了一首《伤湖南、浙江二遗卷》的诗，在极口赞美龚魏二人才学的同时，尤为他们的落榜抱屈。由于刘逢禄是当时的大儒，名震朝野，所以，此诗一出，龚魏之名大噪京师，都以能认识这两个人为荣。龚魏齐名，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龚自珍从道光六年入京，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辞官出都共13年时间，他一直和家人生活在北京。这段时间里，龚自珍主要经历了如下有影响的事情：
一是道光七年，龚自珍36岁的时候，62岁的老父亲龚丽正以自己有病为由申请退休。他是在前一年随儿子一家一同入京述职的。估计是述职不合格，在北京呆了半年也没有被朝廷安排，才自己提出辞职的。这年七月离京，回了老家主讲杭州紫阳书院，多少有点收入。
二是龚自珍道光九年38岁时，参加第六次会考勉强考中进士。因为一手臭字不符合清代馆阁体的要求，殿试三次不及格而把他排到三甲第九十五名，再差几名就要落榜。
三是道光十一年，40岁时，龚自珍把自家上斜街的房子以2200两银子卖给了番禺盐商潘仕成，全家搬到烂面胡同租房居住。
四是道光十二年，41岁时，京师大旱，皇帝降旨求言。大学士富俊五次访问龚自珍征求意见。龚自珍上《当世急务八条》书，富俊读至“汰冗滥”（裁去那些没有水平的官员）一语，动色以为难行。
五是道光十四年，43岁时，参加朝廷的考试差（到外地做乡试的考官）未入选。
六是道光十五年，44岁时，升任宗人府主事（相当于今天的正处级）。
七是道光十七年，46岁时，龚自珍京察为一等（优秀），照例引见（被皇帝接见）。被选为湖北同知，他自己力辞不就，改授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这一年，因为经济原因，他把家搬到另外一处较小的房子居住。
八是道光十八年，47岁，因事忏其长官，被夺俸一年（一年光上班不发工资）。生活困顿，快过春节时，去保阳（今河北保定）向蒙古族朋友、直隶布政使托浑布借钱度日。这年末，林则徐奉旨去广州禁烟，龚自珍想离开京城官场，写信自荐愿随同前往，却被林则徐婉言谢绝。
总之，龚自珍考中进士，为他的官场生涯铺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最初几年，他也确实意气风发，经常和他的朋友们如魏源、吴葆晋、汤鹏、林则徐、黄爵滋、徐宝善、张维屏、包世臣、端木国瑚等新老进士官僚，或游城南花之寺，或游城西尺五庄，或游法源寺，或集于某处风景名胜处或某家书斋赋诗吟咏。但是到后来，他的家境每况愈下的同时，又因为他口不择言，直陈时弊，多不合适宜，动与世忏，仕途也越来越不顺，最后只得辞官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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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农历已亥年，1839年）四月二十三日，48岁的龚自珍带着满身创伤踏上了回南方老家的漫漫长路。“黄金白发两飘萧”是他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促成他辞官出都的原因，不是有人说的他的叔叔龚守正当了他的上司礼部尚书他应该回避，因为他出都时，龚守正已经升为都察院的左都御史，并且，真的要回避可以换个工作不必非要辞职；也不是因为他的父亲年老多病需要他去照顾，因为他的父亲还在紫阳书院教书，身体没有问题；更不是他年老体弱不适于官场生活。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他得罪了某个权贵，确实是有人要谋害他；二是家里太穷，实在在北京混不下去了。
龚自珍无法在官场中生存，选择自我流放。因为没有钱，连家小都无法带走。雇了两挂马车，一车载书，一车自载。而这些行头，都是他的朋友朱丹木花钱为他置办的。他的密友吴葆晋把他送出京城外七里远的地方，以茶代酒为其饯行。吴葆晋是龚自珍的“三同”朋友，即同年中举、中年中进士、同因会试不及格而入中书，并且在一起工作10年之久，对他说话口无遮拦的性情非常了解。好友魏源在外地曾给龚自珍写过 ，“近闻兄酒席谭论，尚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庭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谊，恐深有关，不但德行之疵而已。”遥远的归乡长路，吴葆晋对他的朋友放心不下，以茶代酒，还是怕他酒后失言以至于惹祸。不然的话，相处10年之久的朋友分别，不至于连一顿酒都请不起吧。
愤怒出诗人，坎坷也出诗人，而这两个条件龚自珍全占了。出都后的一路上，龚自珍诗兴大发，来了灵感就写诗。每写出一首，他就把写诗的纸揉成团儿扔进小筐里。最后，小筐里积了315个纸团共315首诗，这便是著名的“已亥杂诗”了。在这组诗里，龚自珍不但唱出了自己一生的经历，也唱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弹丸垒到十枚时”的末世挽歌。
除了写诗，就是一路上拜访朋友，吃酒作乐。在清江浦（今淮安市），他竟然迷上了一个叫灵萧的妓女，并在温柔乡里留连三天之久。如此挥霍，到了扬州，他身上的银子已经没有几两了，于是就向朋友去借。河道同知卢元良、退休的大学士阮元、老友魏源都成了他打秋风的对象。尽管如此穷困潦倒，在扬州，他又迷上了另一个妓女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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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长江就是镇江，只见人山人海，一打听，原来近一段时间少雨，今天又是玉皇大帝的诞生日，老百姓在几个道士的带领下正在进行求雨仪式和庆祝玉皇的诞日。龚自珍以诗文名震天下，他认识的一个朋友便拉他去见庙会的主持道长，说请他写祭祀的“青词”（类似祷告的咒语）。龚自珍一下子难住了，他这双手一直都在写诗写文，再不就是写官场上那些无聊的文书，哪里会写什么青词啊。只是他无论怎么也推却不了，于是他凝神屏气，看着老百姓一张张渴求的脸，他们都把希望寄托给了苍天，可苍天又能给老百姓什么呢。想到一天天没落下去的王朝，多么希望玉皇大帝能够降生几个能扭转乾坤的人物啊。就这样，他挥洒自如，写出了四句话：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全诗气格苍凉悲壮，有气吞山河的力量。充分表达了龚自珍忧国忧民，呼唤变革，呼唤社会进步的思想。
这之后，他回到杭州老家看了一回父亲，又回到昆山自己的家里，收拾了一次闲置已久的山馆别墅，筹了一笔钱。然后，于这年秋九月十五日启程北上，去接仍在北京的妻子儿女。十一月二十二日，妻子儿女出都在固安聚齐，全家踏上南归的路程。一个月后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全家回到了昆山老家。
两年之后的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正月，龚自珍受聘主讲丹阳书院。闰三月初五，父亲龚丽正以75岁高龄病逝于杭州老宅。八月十二日（1841年9月26日），年仅50岁的龚自珍暴卒于丹阳书院的公寓里，死因至今不明。
龚自珍死得相当突然，因为他去世前的那些天里始终到处奔走，身体没有发现任何毛病。就在他暴死的前几天，他曾到扬州看望好友魏源，并为他的一把扇子题诗；也是在扬州，他还答应河道总督麟庆，为他即将成书的《鸿雪因缘图记》第三卷写序言；也是在八月初，鸦片战争的战火烧到上海，他还给上海的江苏巡抚梁章钜写信，打算辞去书院主讲的职务去他那里当幕僚，参加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战斗；也是在他死的前几天，上海道来信，打算为前任兵备道、已故的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立个牌坊，想在牌坊落成之日，请龚自珍莅临题字。种种迹象表明，龚自珍绝不可能是自杀，也不可能是得了急症。很多人都怀疑，龚自珍是被人谋害而死的。
9、
16年前的1996年，笔者曾写过一本28万字的《龚自珍全传》，接着又写了一本《龚自珍诗词解析》的书。这两部书的出版，从人生经历上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龚自珍，但是，还没有从精神上彻底还原他。今天，借着这个选题，我终于可以深入地剖析他的心路历程，确认他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性格是决定人物命运的关键因素，他的坎坷人生之路，完全是他的独特个性所造成的。尤其是他的言谈举止，多让人瞠目结舌。
龚自珍出生于世代官僚人家，从小衣食无忧。他又天性聪明，在祖父辈的呵护下，养成了大家公子哥的无拘无束的性格。“少时读《东方朔传》，恍惚若有所遇，自谓曼倩后身。”最先表现出来的是说话直来直去，敢于说些别人不能说或不敢说的话。摘录几条如下：
他说：“《长恨歌》里有一句‘回头一笑百媚生’，乃形容勾栏妓女之语，岂是贵妃风度耶，白居易真乃千古恶诗之祖。”
他以一手臭字勉强考中了三甲进士，坐师是礼部侍郎王植。把试卷拿到手里后，有人告诉王植，这是浙江龚自珍的，“此人性喜骂，不如荐之，如不荐，此人骂必甚。”王植听了，果然取中了他。过后，有人问龚自珍坐师是哪位？龚自珍说，“实希奇，乃无名小卒王植耳。”王植知道后无奈地对劝他的人说，“依汝言荐之，中矣，而仍不免骂，奈何？”
龚自珍自恃才高，甚至连他的父亲和叔叔都瞧不起。有人问他父亲的文章如何，他说，“稍通气。”问到他的叔叔龚守正时，他则说，“一窍不通。”有人问他叔叔龚守正作何学问，他则不屑地讥讽说，“吾叔读五色书学问，红面者，晋绅；黄面者，京报；黑面者，禀贴；白面者，知会；蓝面者，账簿也。”就是说，他的叔叔除了官员之间应酬的信函、报纸、请贴及账簿外，其他什么学问也不懂。
他甚至连皇子皇孙都敢嘲笑。如，某次在陶然亭游玩，大家提出赋诗联对。某王孙出上句曰：“柳暗花明三月天。”，龚自珍对下句：“太夫人移步出堂前。”王孙奇怪地说：“我辈赋诗，只以七言或五言，子乃成八字，何耶？”龚自珍说：“子乃赋诗耶？若赋诗，吾定以七、五言报矣。”言外之意，你这上联哪里是诗啊，分明是句顺口溜。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对皇帝老儿大不敬。有一次在酒宴上，大伙都喝高了。有人提到正大光明殿（皇上坐的大殿），他竟然说那是“长林丰草，禽兽所居”。吓得他的好友们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要知道，对皇帝大不敬，那可是要杀头的。
除了说话不管不顾外，龚自珍的行为也超出常人，多惊世骇俗之举：
山民（龚自珍晚号）不喜治生（不会理财），交游多山僧、畸士，下逮闺秀、优倡（妓女），挥金如土。一日，山民至（扬州魏源的挈园），见所著白狐裘下截皆泥污，而上半甚新。询之，乃他人所赠。盖赠者身修长，山民故短小，不知付匠修改，虽半入泥涂弗觉耳。
山民至扬，多寓秋实轩（魏源挈园中）。一夕，与客谈甚欢，遂坐桌上。迨送客，靴不知所在。越数日，山民行，仆辈于帐顶得之。盖谈笑极惬，手舞足蹈，无意之际，不知靴之飞去耳。后号是处为“龚定庵飞靴处”。
在京尝乘驴车，独游丰台，于芍药深处藉地坐，拉一人共饮，抗声高歌，花片皆落。益阳汤中郎鹏过之，公亦拉与饮。郎中问同坐何人，公不答。郎中疑为仙，又疑为侠，终不知其人。
少好读王文荆公（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
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履，十年不更。时九月也，秋气肃然，公衣纱衣，丝理寸断，脱帽露顶，发中生气勃勃然……
以上这些生动的描述，都是出自当时亲眼所见的年轻人之手，其中一位是龚自珍儿媳妇的弟弟陈元禄，一位是魏源的孙子魏季子。他们用几近画家的笔法，为我们画出了一个不修边幅、行为怪诞、思维敏捷、言语尖刻、疾恶如仇、花钱大手大脚、生活一蹋糊涂的落魄文人的典型形象。
10、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历史好像是长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偏偏为我们选中了龚自珍这样一个人来冲破中国思想界的沉闷。
有清一代，特别是清初期的文字狱，让中国的学者，尤其是汉族学者们，不敢去说政治，做学问都是脱离现实的，因此出现了一大批如张学诚、戴震一类的考据派（考证儒家经典中的人文典故）。“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到清中期，由于社会矛盾加剧，白莲教天理教等农民频繁起义，才有一些学者如刘逢禄等从《公羊春秋》古书中找微言大义（从春秋史实中找出它的思想意义），史称“经世治用”之学。龚自珍就生活在这个时代。
独特的个性，长期跋涉在科举的路上，一步一个跟头的官场生涯，多年与赶考的下层文人混在北京，又亲眼看着上层社会的庸俗、卑鄙、自私、贪婪和狡诈，晚年的贫困和潦倒，使他逐渐看清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甚至怀疑起这种制度的合理性。于是，在他的诗文里发出了“灵鬼灵山独此声”的呐喊。
第一、首先让他怀疑的是延续在中国的两千多年的皇帝的独断专行。
关于中国古代天子（皇帝）的地位，在百花齐放的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曾说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语，但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几乎再也没有人敢在公开场合说出这样的话了。
敢于打破这一禁区的是龚自珍，他最初是以皇帝要向地方大臣放权的思路中提出来的。那还是在他22岁时，在京城赶考，妻子在家里病逝，独自骑马南归，路过天理教起义地区目睹社会的乱象，又听说北京天理教徒破天荒地攻进了皇宫。总结经验教训，他写出了四篇《明良论》。其中第四篇里，他认为朝廷对地方大臣“约束之，羁糜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钞（朝廷通报）。……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通俗点说，就是朝廷对地方统得太死，束缚太多，以至于地方大臣没有实权。
这一弊病在27年后的林则徐广州禁烟时得到再一次验证。身在广州的林则徐遵照皇帝最初懿旨，将英国商人全部赶出广州。困在海上的部分英商提出合法的正常商品贸易，要求上岸。可是林则徐却做不了主，只能打发信使入京向皇帝请示。因为路途遥远，来回信使得一月有余。结果造成英国人上下一心，促成国会通过了向中国开战的决议。
龚自珍还指出，在皇权的严重束缚下，再高明的人都可以让人生病（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扭曲）。“戒庖丁之刀曰：多一割亦笞汝，少一割亦笞汝；韧伯牙之弦曰：汝今日必志于山，而勿水之思也；矫羿之弓，促僚（僚，古代善投丸者）之丸曰：东顾勿西逐，西顾勿东逐，则四子皆病。”
因为碰壁的次数太多，越到后来他的这种仇视专制的思想就越明确，最终指向最高统治者的皇帝。道光七年，龚自珍大考落榜后心里无限苦闷，写了《梦中作四截句》的诗。其中第四首嘻笑怒骂地说“一例春潮汗漫声，月明报有大珠生”。在诗里他以蚌中之珠的生长，与月亮的盈亏有关的古老传说。在“春潮汗漫”声中，因为“月明”，才使大珠诞生出来。这里的春潮，指的是每届的春试大考。大考时分会试和殿试，会试是朝廷大员主持，而殿试则是皇帝亲自主持了。他把皇帝比作月亮，在月亮的照耀下，庸碌的“大珠”才生出来。
第二、龚自珍提出了朦胧的均贫富的思想。这一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也是他22岁时所经历的天理教的农民起义。集中反映在他那时作的《平均篇》里。“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亡，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小不相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通俗地说，他认为，小的贫富不均，会渐渐地发展到大的贫富不均。到了贫富不均严重时，就会亡国。
当时的龚自珍是无法知道后来的“基尼系数”的，但他却知道，贫富差距的拉大，是走向国家灭亡之路的道理。这一想法，到他辞官出都时，在江南看到的民不聊生的景象，更使他痛心疾首。“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哪不胜栽禾？”繁重的赋税，农民大量破产，是他看到的衰世景象。
第三、对科举考试制度的怀疑与否定，实际上是对封建社会选人用人制度的否定。这一思想也许来自他的屡试不第所发出的不平。综合龚自珍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的答题内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一直关注着现实社会问题。就连他回答老师的试题也是如此，如他的多篇《大誓答问》（誓通试，即试题）。38岁考中进士的殿试中，他写了一篇《安边绥远书》，主要内容是陈述新疆南路北路如何使其安抚的课题。“读卷大臣故刑部尚书戴敦元大惊，欲置第一，同官不韪其言，竟摈之。”结果，因为汉字书写不及格，被列为三甲的后几名。为此，龚自珍不能进入翰林进入军机，让他沉浮下僚十几年。
重形式不重思想的取士，让龚自珍痛恨不已。关于字体和文章内容关系，龚自珍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他把书（写字）分为三等。第一等的是通人之书，即“文章学问之光，书卷之味，郁郁于胸，发于纸上”；第二等的是“书家（书法家）之书，以书家名，法度流源备于古今”；最末等的是当世馆阁之书，“惟整齐是议，专以临贴为能事”。清代取士是非常重视考生书法水平的，因为当官的要给皇帝写折子，一定要写十分工整的小楷体，时称“馆阁体”。这一办法走了极端，必然会把那些有真才实学但字写的不好的人隔在官场之外。
龚自珍是诗人，因此，他的很多思想是通过诗来表达出来的。只是通过诗来表现，有许多是以隐晦的方式出现的，以至于到今天，他的个别诗也难于解释清楚。不过比较明白的诗句如：“牢盆狎客操全算”是对盐官以权谋私的揭露，也是对朝廷盐政行业笼断制度弊病的批判；“西邻吊罢东邻贺”是对官场吹吹拍拍、整天忙于应酬的揭露；“鬼灯队队散秋萤”是对吸食鸦片的大烟鬼的辛辣讽刺；“弹丸垒到十枚时”是对当时社会岌岌可危形势的担心。
社会的种种弊端，已经到了非改革不行的地步了，终于让龚自珍发出了一声震烁古今的呐喊“九州生气恃风雷”——中国的勃勃生气要靠风雷般巨大的力量来推动，死气沉沉的气氛实在叫人悲哀，我劝老天爷不要拘泥于任何条条框框，赶紧降生一批有用的人材来。
11、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历史人物通常被写成非黑即白，龚自珍也不例外。也许是他的改革思想太符合后来的革命者们，他就被赋予了一个高大的形象，其实他只是一个有着诸多毛病的文人。他的不拘小节，他的思想偏激，他的尖酸刻薄，以及他的生活放荡，终于酿成了一场人生悲剧。
关于龚自珍之死，至今仍是一桩历史谜案。不过，循着他家的经济状况和晚年的足迹，我们大约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1826年，他带着妻儿老小搬家到北京，他父亲为他买了北京上斜街一套几十间的大宅院，估价最少也值三四千两银子。可是让人疑惑的是，他只住了五年就以2200两银子的价钱把房子卖给了一个番禺大盐商。
他有一妻一妾，两儿一女，加上一男仆一女佣，共8口人在京。虽然俸银每年涨到60两，加上养廉银，到他1838年辞官，12年时间，总数为1500两银子左右。1837年，他虽然“因事忤其长官”被夺俸（不发工资），但也不至于穷到借债的地步。可是，到他晚年还是出现了最悲惨的一幕：1838年临近春节的年关时，他顶风冒雪，跑到150多里外的保阳（今河北保定）向朋友借钱过年。到他1939年春辞官只身南归时，又是朋友朱丹木为他出路费才得以成行。
于是我们要问，龚自珍1831年卖房子的2200两银子哪里去了呢？再能花钱也不能这么快就花光了呀？
所以，有的史学家就怀疑，龚自珍一定在京城遇到了大麻烦，而且不是“忤其长官”这么简单的麻烦。于是，我们不得不想到他“口不择言”的性格及与满族才女顾太清的绯闻。
从顾太清的诗词里我们不难发现她从小至少是12岁之前长在苏州，她和龚自珍至少是在青年时期就可能相识了。顾太清把自己的词集取名为《东海渔歌》。这里，“东海”指的是地名，即苏州一带的“东海郡”（见《大清一统志》苏州府条）。此志到喜庆已经三修，在清代官员学者中影响很大。民国时武汉大学女教授苏雪林说“东海”指的是满族发祥地吉林滨海地区，此说甚差。顾太清的祖先本吉林汪清人，根本不滨海，到她这一代离开故乡已经七八代之久；而她的丈夫奕绘的词集取名《南谷樵唱》，指的是奕绘家族私家山园北京西的“西山南谷”，而不是他的祖先老家辽宁新宾，正与顾的词集名成对偶。顾太清出生于满族贵族西林觉罗氏家族，是在“幼遭变故，或养于顾氏”后生活在南方的。
12、
龚自珍生在杭州，其母家在苏州，小时候常随母来往苏杭二州。由于他的家庭为世代名门，外祖父段玉裁更是当时学问大家，在苏杭一带很有名望。所以在士大夫的互相交往中，很可能就创造了龚顾从小相识或可与收养顾太清的人相识的机会。
顾太清的诗词中有一种深深的江浙情结，就连她的密友，一个个也都是苏杭一带的人。她还认杭州籍的一位官太太为干妈，并和干妈的两个女儿打得火热，而其中一位正是大学士阮元的儿媳妇。龚自珍从22岁时第二次进京赶考，到他36岁时举家迁入北京，除几次回南方外都是漂在北京住单身。因此，在顾太清没有进王府或进了王府没有嫁给奕绘前，因为在京江浙官员女眷的关系，他们极有可能相见。值得注意的是，龚自珍二十几岁时写过一组《怀人馆词》中有“某王孙传”，讲述一位公子哥与豪门女相恋的哀怨故事，刘大白推断：“相传龚氏当时，曾合某亲王侧福晋有一段恋史，他就因此事被某王孙派人谋死……但此词决为龚氏三十一岁以前的作品，他那段恋史，是否在三十一岁以前，却须细考，方可明白。”
龚自珍和大学士阮元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曾有“阮公耳聋，见龚则聪；阮公佥啬，见龚必阔”的说法，阮元的一个儿媳妇恰又是顾太清的闺中密友。巧的是龚自珍的妹妹龚自璋和妻子何吉云又都是才女，也爱写诗写文，不能不和江浙女眷们交往，极有可能又与顾太清相识。顾太清有位密友叫沈善宝，曾为顾太清的《红楼梦》续书《红楼梦影》写过前言，还写过一部集清代女诗人的《名媛诗话》，里面收录的不但有顾太清，还有龚自珍的母亲段驯和妹妹龚自璋。
顾太清的丈夫在世时，她和龚自珍的绯闻就在京传了出来；1838年顾太清40岁时，丈夫奕绘去世，这年年底，她就被婆婆赶出王府，带着四个幼年孩子靠典卖首饰在城西养马营赁房居住；几个月后的1839年春，龚自珍又不带家属，匆匆辞官出都。他的密友吴红生送他到京外7里，以茶代酒为其送行。这一切绝非是单独的事件。
想不到龚自珍这个口无遮拦的家伙在回南方的路上一路写诗，有一首叫“忆宣武门外太平湖畔之丁香花”的诗写道：“空山徙矣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城西太平湖畔，有顾太清住处之嫌；朱邸，又合王府贵门；缟衣人，又合太清喜着白色旗装。所以，此诗传到北京，就引出了一场悲剧。有人怀疑，是奕绘的长子，即原配夫人所生的儿子载钧，觉得父亲的侧福晋（二房）顾太清太让皇室丢脸，因此也更恨龚自珍，所以使人找机会要置龚自珍于死地。
这年秋天，龚自珍回北京接家小，离北京越近越不敢进京。走到河北任丘就不走了，只派一仆入京；儿子再请往前，到雄县又不再走了；三请，才最后来到固安县，说什么不肯再走一步了。无奈，龚子只得带着老母家小出城，赶了七八十里才和龚自珍会合一起南归。龚自珍杂诗中有句“生还重喜爵金焦”，金焦是指镇江的金山焦山，能活着回来，让他喜出望外。但是命运并没有放过他，一年半以后的1841年秋，他就在丹阳突然暴亡了，死因不明。
13、
据说龚顾之恋是由龚自珍的儿子讲出来的，又由曾朴在《孽海花》小说里大肆渲染，于是，龚顾恋情在清末民初的文人闲官们间流传开来，成为一桩聚讼公案，史称“丁香花公案”。
其实，龚自珍与龚太清的绯闻一点也不让人意外，他本是一个性情中人，喜欢沾花惹草。他甚至在30多岁时和一位十几岁的远房表妹爱得一塌糊涂，为此老年时还在《已亥杂诗》里回味他的艳遇。
在那个时代，士大夫有个“二奶三奶”都属正常。而且，从时间上分析，龚顾初恋时，顾还没有结婚。以此分析，顾太清也没有错，错就错他们俩人一个是汉族一个是满族。因为在清朝中前期，满汉是严禁通婚的，违者可能被处死；更错上加错的是，顾太清后来嫁入皇室，岂容一个邋遢文人染指？
龚自珍卖房的钱没有花到正道上，按常理推断，极有可能是为了托人把什么不光彩的事情摆平。如果是正道，史料上总能寻出个蛛丝马迹来。这不光彩的事，极有可能与顾太清的事有关。
龚自珍愤然辞职出都的已亥年，沿大运河走了一个半来回，八个月时间行走大约5100公里，他的诗也像井喷一样迸发出来。与那些呼唤社会变革的诗篇同时喷发出来的，还有他那些和妓女缠绵的内容。他这种不羁是一种叛逆性格的体现，他仇恨这个社会，仇恨满族封建统治扼杀了他的爱情。但是，他这种“口不择言”的毛病终究是性格的缺欠，尽管他的朋友们多次劝说他，但一个人的性格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的。所以，性情中人只合当诗人去批评政府去骂贪官，但不合去当政治家去治理社会。龚自珍可能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所以，在考中进士后本来有去外地当知县的机会他愣是没敢去。林则徐赴广东禁烟，他写信想去，林则徐深知这位老兄的脾气不适合干政事，所以才以“势事有难言者”婉拒了他。
封建末世的一代文人就这样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走了。有人说骂也是一种爱，他深爱自己的祖国，渴望她的强大，才有了那些开一代诗风的诗篇和文章。当我站在依然破旧的他的北京上斜街旧居门前时，心中却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滋味无法说出来。
14、
正像他的好友魏源所担心的那样，龚自珍的死，完全是他自己惹祸上身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思想在清代的晚期，就像荒漠里的金子一样，在风暴的吹拂下闪现出它的光辉来，竟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无论是谁，只要是谈中国近代思想史，没有人能绕开龚自珍这个座标。
比他稍后的左宗棠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唯默深（魏源）与定庵（龚自珍）。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
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说：“龚氏深通经学，思想新颖。清代学术之转变，实开其端。”
柳亚子在他的《论诗三绝句中》称赞龚自珍“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只愁孤负灵箫意，北驾南舣到白头”。
说到柳亚子不能不说一说南社。1909年11月13日，以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为首的17位文人，效仿王羲之、谢安等人雅集兰亭之事，在苏州“雅集”创立“南社”。南社是一个革命性的文人社团，以主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政治目的，以文化宣传作战斗武器。反对清朝政府的专制统治，为辛亥革命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所以，大规模的“雅集”，是其政治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主要方式。每次雅集期间，社员们都要抒情言志，创作出大量具有革命性、鼓动性和战斗性的诗词和文章。
自1909年11月13日首次在苏州虎丘张国维祠堂雅集以来，到1917年4月15日在上海的徐园聚会，前后规模较大的雅集竟达16次之多。雅集之后南社的刊物《南社丛刻》将雅集期间所作的诗词和文章刊印发行。在《南社丛刻》数量庞大的作品中，诗词的创作占了最重要的成分，将近90％，文章的数量还不到作品总数的10％。除《南社丛刻》外，南社的各分支组织均曾计划出版刊物。如越社的机关刊物为《越社丛刊》，于1912年2月出了1集，该刊的编辑便是鲁迅。这些诗歌和文章在全国各地散发，传播非常广泛。
南社是近代中国声势浩大的文学社团。在中国社会新旧交替的时代，南社汇集了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许多知名诗人、作家和学者，他们以笔为枪，为推翻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大声疾呼，在辛亥革命前后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和巨大的社会影响。据统计，南社成立前后，历时10多年，共拥有社友1650余人，几乎囊括当时中国的文化精英，如黄兴、宋教仁、沈钧儒、李叔同(弘一法师)、陈其美、廖仲恺、何香凝、马叙伦、邵力子等均为南社社友。它的影响几乎和当时的黄埔军校相媲美。因此，在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表彰其革命团体时，特别表彰了南社和黄埔军校的功绩，以故，后来有人说，中国能推翻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最后堡垒，是“文有南社”。
从南社诗人留下来的大量诗作来看，他们这些人几乎都受到过龚自珍的影响。翻开留下来的南社诗集六卷本，我们看到，这些诗人所崇拜的不是李白，不是杜甫，而是开一代风气的龚自珍。据台湾师范大学林香伶博士统计，《南社丛刻》中集龚自珍诗句的人有32位，集诗达395首之多。还有一位日本人叫苍田真美的，进行了更细致地统计了南社诗人引用龚自珍诗一共1588句，仅已亥杂诗就被引用过1186句。
从南社魁首陈去病到南社中坚柳亚子，都以能诵龚诗为荣，并都集过龚自珍诗句为诗。1916年的中秋之夜，他们在上海雅集，采用每人用龚自珍诗句组合一首诗的方式，集成一组叫做《寐词》的24首组诗，足见这些人对龚自珍诗的喜爱程度。他们都崇尚龚自珍的箫心剑气，实际上是推崇他的张扬个性。龚自珍在他的诗词中多次提到箫和剑。如“万一禅关差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怨去吹箫，狂来说剑。”等。这箫心剑气在南社诗人中随时可以找到。如“幽怨词笔，峥嵘剑气。迟汝从飞絮。”(柳亚子《念奴娇》“剑态箫心不可羁，已教终古负初期。”(高旭《杂感》)“一箫一剑飘零甚，老去英雄唤奈何。”（高旭《烟雨楼题壁》）“醉后吹箫狂说剑，荒唐三十六年华。”（高旭《次韵和俞华元量诗》）。高旭后来还把自己的《丁未词》改为《箫心胆剑词》。
龚自珍变革思想的发酵，终于出现在他去世70年之后。
开国领袖毛泽东也受过龚自珍的影响，他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让龚自珍的形象更加高大起来。
人们不得不承认，在那个江河日下、因循守旧、人心虚伪狡诈的社会里，龚自珍追求他的童心，追求个性解放，毫不留情地撕去封建社会那一层层虚伪的面纱，终于打破了清代中前期那种在满族贵族高压统治下形成的“万马齐喑”局面，开创了臣民议论朝政、批评政府、口骂庸官、甚至怀疑皇权的先河。以至到后来曾国藩可以组建并领导汉族人的军队；左宗堂可以以幕僚的低微身份当面去骂三品大员；梁启超可以组织上千考生公车上书；五四时期的大学生们可以上大街游行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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