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儒家思想教化作为封建统治的辅助手段，呈现出同经济政策、选官制度和法律制度相融合的特征。这既对当时政治统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在历史的发展中逐渐显露出其弊端，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
一方面，儒家思想教化对于有利于思想统一，对于封建王朝的内部稳定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这种过于过于绝对的思想教化在发展中也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桎梏。
我们应清楚地认清西汉儒家思想教化的优劣性，在具体的方法路径上找到对我国当下意识形态传播工作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的有益启示，摒弃其内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历史局限。
一、西汉儒家思想教化的对象
西汉时期思想教化的对象具有广泛性的特征，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施教的对象，上至天子贵胄，中至各级官吏，下至黎民百姓，一律接受思想教化。
1.对统治者的教化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对统治者进行儒家的思想教化就成为大势所趋。
统治者贵为天子，他的一言一行是天下万民的榜样，关系到王朝的兴衰成败，统治者的示范作用亦是一种教化资源。
由于西汉“孝治天下”，孝道教育就成为西汉统治者所接受的主要教育。首先，在皇帝的谥号上，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孝”是西汉皇帝一以贯之的谥号。
其次，对统治者的儒家思想教化在太子教育上已有初现。汉宣帝时，选疏广、疏受叔侄二人为太傅、少傅，以教授太子儒家思想。
西汉皇帝贵为天子，仍需要接受儒家思想的教化，一方面是一种道德自觉的行为，形成模范典范，上行下效，使统治权安享延续。
另一方面是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实施各项治国之策，颁布各项诏令时，能够自觉按照儒家思想进行。
在这一层面上，西汉的统治者也需要进行教化，这里更多的是儒家思想教育的意义。
2.对官吏的教化
儒家思想被定位一尊之后，各级官吏就应该以儒家思想理政一方，正确宣传儒家思想，传播儒家文化。同时，各级官吏自身也应是儒家思想在基层的代表人物，自觉服从中央。
士人阶层是西汉时期直接面向广大民众的基层官吏，对于他们的思想教化，西汉通过“养士”的方法予以解决。
而西汉设立太学的初衷就是“养天下士”，招揽为国效力的忠臣贤臣，太学中的博士弟子是各级官吏的候补人员，各级官吏在为官之前就已开始在太学中接受儒家思想教化。
在为官过程中，汉代的官吏也很好地接受了思想教化。西汉统治者为了谋求政治的稳定，以“孝”治天下，这样就能够很好地维系社会基层组织——家庭的稳定。
同时，在“家国同构”的政治格局下，对君父、臣子进行了同伦的界定，这样忠和孝就被融合在一起。
西汉在对官吏的选拔和考核方面，对“孝”的考察尤为重要，“举孝廉”成为西汉选拔官吏的一种方式，在“家国一体”的社会，将尽孝视为尽忠的前提，西汉忠臣多数为孝子。
3.对民众的教化
普通民众是西汉儒家思想教化的主要对象。广大民众虽然地位低下，但却是国家的主体，是王朝统治的根基。
西汉就是靠农民起义夺取了封建政权，建立的汉帝国。西汉在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时认识到，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个国家的根基是不可能牢固。
秦朝以法家思想治理国家，但是法家的严苛并没有得到老百姓真正的认可，同时秦朝统治者也没有真正把法家思想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
西汉统治者改秦之弊，以柔性的教化方式，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化民成俗是对民众教化的有效方式。
西汉统治者利用环境的影响作用，通过各种途径把儒家思想融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将统治思想化为无形的生活氛围。
西汉在基层设置“三老”以掌教化，奖励孝悌力田，制定养老制度，树立道德模范，以法律形式保障“孝”的实行等等，这一列的措施都是导民向善，渗透西汉“孝治天下”的思想理念，从而达到统治者对民众的思想教化。
二、西汉儒家思想教化的内容
西汉王朝的思想教化作为一项治国方略，呈现出体系化的发展态势。作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化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
教化以什么样的内容，就会形成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实现教化的宗旨和目的。
1.天人合一的世界观
“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世界观是人对整个世界的基本看法。西汉统治者试图借助世界观的教育为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论证，以确立民众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和基本的价值取向。
其最终目的是培育民众的信仰体系，是信仰教育的一个变体。“天人合一”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时期，但这一思想观念确是早已有之的，据考证商周时期便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
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天地人归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里人是赞化的主体，是同天地交融在一起的。
西汉思想家从“天人合一”思想中发展出天人感应的思想理论。西汉之所以进行“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教育，并费尽心机的发展出“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
其主要是为了为汉王朝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以及确立儒家意识形态中的伦理道德体系的权威性。
首先，天人是相感的，那么“君权”也必定的是“天”所赋予的，是上天的旨意，所谓“君权神授”，老百姓应该安于统治，不应有谋反思想。
其次，董仲舒对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规范来源于天的论证，赋予了这些规范的权威性，因为天是至高无上的，是宰制一切的，那么其所赋予人的德行同样也是不容置疑的。
人应该自觉践行上天所赋予的道德规范，实现“天人合一”。西汉进行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教育是一个纲领性的前提，这既符合当时的政治要求，又为思想教化提供的理论条件。
2.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政治理念是思想教化的重要内容之一。人既具有社会性，同时也具有政治性。在人类进入到阶级社会后，伴随着国家的产生，人的社会化过程也逐渐趋向于政治化，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变。
这一转变是要通过学习获得的，在中国古代，教化是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主要手段，而这时的教化已不再是单纯的行使教育功能了，具有了浓厚的政治性。西汉王朝的政治理念是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的。
孟子在同梁惠王探讨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期稳定时说道：“定于一。”实现统一方能安定。其后，荀子更进一步提出“一制度”的理论，“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
到荀子这里，“大一统”的思想已经涵盖诸多领域。历史上正式提出“大一统”概念的始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的思想发展到西汉时期，已经成为集政治、思想文化等于一身的高度集中的思想体系。
汉初贾谊是提出“大一统”思想的第一人，《汉书·贾谊传》记载：“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贾谊试图通过服色制度等来规约社会等级制度，规范政治统治秩序，借此以达到天子独尊的目的。
至汉武帝时期，“大一统”的地理环境已趋于形成，这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上也出现“大一统”的需要，借以巩固封建统治。
政治上，要确保皇权的专制地位，把维护君王的权威作为固国之本，董仲舒强调：“君人者，国之本也。夫为国，其化莫大于崇本。”思想文化上，要确保儒家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独尊地位。
汉初的“无为而治”导致思想文化上没有形成统一，各家思想各抒己见，“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思想的混乱不利于政治的统治和社会的稳定。
儒家思想自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来，就担负其思想统一的职能，用儒家的政治观念指导政事，用儒家的价值体系去构建社会伦理秩序。
西汉时期对民众施以“大一统”的政治教育，使得“大一统”的思想自上而下的得以贯彻，在政治上认可西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在思想文化上肯认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体系。
这一思想在经过西汉的教化落实，影响至今，成为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华儿女始终秉持统一之政治理念。
3.三纲五常思想
“三纲五常”的社会规范一种思想，要能成功扮演意识形态的功能，就要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作为行动的指导原则，成为全社会范围内的伦理规范。儒家思想教化内在的包涵道德教育之内容，对社会规范的形成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纲五常”的社会规范实则是封建伦理道德教育的具体体现，其思想源于西周时期“尊尊君为首”和“亲亲父为首”的道德原则。
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教育由来已久，“三纲五常”式的内容始终在中国封建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备受统治阶级和思想家的重视。孔子曾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仁义礼智的思想道德观念。
孟子在继承孔子的思想基础上提出：“圣人有忧之，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认为教育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道德教育，根本任务就是“明人伦”。
从孔孟的道德教育内容可以看出，其目的基本指向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而真正把纲常教育加以系统化、规范化的是西汉大儒董仲舒。
“三纲”的伦理原则是从先秦儒家思想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和朋友这五伦之中提取出来的，并在此基础上发展确定的“三纲”概念。
严格言之，董仲舒并没有明确提出“三纲”的具体条目，其具体内容始见于西汉末年的《礼·含文嘉》，书中记载：“礼者，履也。三纲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后又被《白虎通》所采用、宣扬，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奉行不悖的准则。
董仲舒虽然没有提出“三纲”的具体条目，但是“三纲”之名是由他而起，“三纲”之实也是通过董仲舒发展起来的。
董仲舒以天道为依据，通过“阴阳尊卑”的理论论证了“三纲”的合理性，为“三纲”提供了形而上的根据，确立了君权、父权和夫权的统治地位，将他们之间的尊卑关系进行了绝对化的处理。
使得这三组关系成为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成为封建等级制度的核心，“三纲”遂即成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
“三纲”的伦理道德原则之所以能被统治者所采纳，并自上而下的推行有其内在的原因：首先，“三纲”原则把先秦儒家双向的伦理关系转化为单向的、片面的、绝对的等级服从关系，这对封建体制的稳定，尤其是对西汉王朝的专制统治有相当大的益处；
其次，对“三纲”原则形而上的论证使人们之间的道德人际关系成为一种超然的和永恒的真理，使得统治权力更具有权威性；
再次，“三纲”尤其重视君臣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反映，更是君主权力的理论基础；
最后，“三纲”的伦理规范在其传递的过程中，不但含有权力施压的强制性，而且更含有教化的柔和性，通过这些伦理规范的制约和教化，人们对政治统治的认同心理会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三纲”的伦理原则靠“五常”的道德方法来实行。董仲舒用“五常”的道德教育来增强“三纲”的伦理原则，并在“三纲”的指导下树立“五常”的道德行为规范。
“仁”是伦理道德的最高准则，指向是“爱人”；“义”是向内的，是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的自我约束力；“礼”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伦理规范，是外在的约束力量。
“智”即个人的知识储备，是指人的理性认识和辨别是非之能力；“信”指诚实守信，是做人的根本。
总结
西汉社会以“五常”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同时又赋予其浓厚的政治性。把“三纲”和“五常”结合在一起，形成西汉的纲常思想。
以“三纲”为行动纲领，以“五常”为道德规范，辅之以国家政权的强制性，使得“三纲五常”成为非常具有渗透力的伦理法则，同时施以教化，使得这样的伦理法则渗透到了社会的各生活领域，渗透到社会的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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