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13日，刘叶秋出生于北京。刘叶秋原名桐良，字叶秋，号峄莘，因长期以字署名作文，久之以字代名。刘叶秋祖母李太夫人是绍兴人，工山水画。刘叶秋父亲藏书颇丰，交游多知名之士。
由此可以看出，刘叶秋受家庭影响很大，小时候的耳濡目染也为他走上学术道路奠定了基础。
刘叶秋的人生
一、刘叶秋的学术人生
（一）以专治事，以散养心
“以专治事，以散养心”这八个字是刘叶秋概括自己读《庄子》的心得，细细想来，这恰巧也是他自己工作与生活的原则。
刘叶秋大学毕业，在天津《民国日报》任副刊主编，余时在天津工商学院女子文学院代课。编辑和教师这两个职业贯穿他生命的始终，编辑自不多说，职业本身就要求从业人员不仅要耐心、细心、博学多识，还要坐得住。刘叶秋当编辑，从报社到商务印书馆，从编刊物到编词典，从临时工到转正，历经几十年波折，越到最后功力越显。
刘叶秋之所以能在漫长的工作生涯中取得成就，最重要的就是他自己能以专治事。刘叶秋为人谦逊好学，他师从俞平伯先生，与老师关系融洽，亦师亦友，他要求自己不可一日不读书，否则就愧对师承了。
1979年以后，刘叶秋的工作编制问题解决了，收入相对来说好了很多，但刘叶秋依旧过着简朴的生活。在“二密栖”里，他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写作。以散养心对他来说，就是在生活中随遇而安，知足常乐。
（二）双重身份下文与史的互通
刘叶秋一生著述颇多，涉猎内容广泛，在教师和编辑双重身份影响下的刘叶秋总结出自己鲜明的治学主张和独具特色的治学方法，并以此取得卓越的成就。对刘叶秋治学方法的归纳与总结，首先有助于我们充分了解他的学术研究，其次对其治学方法的归纳与总结也会给后来学者的治学带来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江南俞家家学深厚，绵延数代且浸润深透。俞平伯自幼便承家学，传统文化功底深厚，后来又接受新式教育，融新旧文化于一身。西学东渐后，国内学术界对“通人”的要求不只停留在古今兼通，还要中西兼通，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但是大多数学者还是在为做“通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俞平伯就是这大多数学者其中之一，做“通人”也成为他学术志趣上永远的追求。
刘叶秋深受老师的影响，将自己追求的“通”放置在治学上，博古通今是首要，更重要的是要举一反三，闻一知十，这也成为刘叶秋日后一以贯之的治学原则。
二、刘叶秋魏晋南北朝文言小说研究概述
（一）刘叶秋研究重点
“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独有的时代面貌和精神风气铸就了这一时期文言小说特有的魅力。
1959年，刘叶秋的第一部著作《古典小说论丛》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汇集了刘叶秋从1956年夏到1958年春不到两年时间里陆续在一些刊物上发表过的九篇谈古典小说的文章，基本都是从作品的思想内容上着眼论述，但各篇侧重点不同，这也是刘叶秋最早有关古典小说研究的著作。
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刘叶秋第二部学术研究著作《魏晋南北朝小说》，这是一部专门论述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研究专著，从小说内容与类型、小说生长的条件、小说的源流与演变、小说的作者、小说的意义、小说产生的影响与作用这六个大的方面进行分析论述，总结魏晋南北朝文言小说在小说史上存在的意义以及带来的深远影响。
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刘叶秋著作《历代笔记概述》，书中将小说与笔记进行概念上的区分，把从魏晋到明清的笔记分为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和考据、辨证类的笔记三类，讲述了笔记的含义和类型、渊源与名称，运用三分法分析了魏晋南北朝笔记、唐代的笔记、宋代的笔记、金元的笔记、明代的笔记和清代的笔记，肯定了笔记蕴含的文学价值，也揭露了笔记存在的缺点，强调阅读时应加以分析批判，吸取精华，扬弃糟粕，仔细鉴定，去伪存真。
（二）对魏晋南北朝文言小说演变发展原因的阐述
刘叶秋研究文言小说注重追根溯源，看重事物发展的过程。刘叶秋多次强调的志怪小说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写实性也得益于此。
另一方面刘叶秋也注意到历史书写的叙事体例对志怪小说在体例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志怪小说受到史传中神怪部分的影响，这种神怪部分多出自野史，“野史”是与统治阶级立场观点相背，与叙述事实有出入而被“正史”所不载的作品，内容带有浓厚的神话传说成分，例如志怪小说《搜神记》和《列异传》中干将莫邪铸剑的故事就取材于《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野史”的书写恰巧记录了一些神话色彩浓厚的故事，为志怪小说在初期发展提供了题材和体例上的借鉴。
小说研究的特色
一、刘叶秋魏晋南北朝文言
（一）对小说艺术性的探求
他注意到民间传说作为魏晋南北朝文言小说题材的重要来源之一，在所有魏晋南朝志怪小中所占比重很大，往往是书中的精华部分，民间传说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书写故事内容有所丰富，叙事也在逐渐细化，情节更是曲折离奇，自然会比其他题材故事引人注目。
刘叶秋将其写作的艺术性分为三点：一是初步注意到利用对细节的描绘来衬托人物的性格如《韩凭夫妇》中写到韩凭妻子何氏被宋康王强强夺走，无奈之下，丈夫用暗语约定殉情，在丈夫自杀后，毅然决然的从高台跳下。
书中描绘何氏跳台自杀前“阴腐其衣”乃至“左右揽之，衣不中手而死”，这一细节的描写不仅表现了何氏对爱情忠贞不渝的崇高品质和自杀殉夫的坚定决心，也显示出何氏的机智和细心，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感情的、聪明、忠于爱情且勇敢的女性形象；
二是注重故事结构的完整性，情节的曲折性且表现手法富于现实性。如《干将莫邪》一条写干将莫邪埋剑别妻、妻生子赤、赤入山遇到侠客、侠客进宫行刺最与楚王同归于尽，故的开头、经过、高潮和结尾情节完整，一环套一环，很自然的推动了故事，叙述了刘晨、阮肇二人入天台山取谷皮迷不得返，在采桃充饥过程中发现了流杯，随后又遇到二女邀两人还家，又是美食宴饮，又是庆贺新婚，到最后下山时三四十人集会奏乐送行这整个曲折的过程。
（二）对小说作家创作心理的关注
魏晋南北朝文言小说作者队伍庞杂，刘叶秋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用一章的笔墨论述魏晋南北朝文言小说的作者，将作者放置在魏晋南北朝大的时代背景里，分析作者的身份、编书动机和编书目的。
刘叶秋认为这类作家创作主要是从魏晋到南北朝，志怪小说内容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受作家创作心理影响的结果。
相较于志怪小说受作家心理影响的复杂性，志人小说就简单多了，主要是因为当时志人小说作家不多，流传下来的作品也不多。刘叶秋对志人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刘义庆《世说新语》上。刘义庆是封建贵族的典型代表，他很喜欢读书，手下有不少文士，《世说新语》的编成有赖于这些文士的帮忙。
二、刘叶秋魏晋南北朝文言小说研究的承上启下
在刘叶秋之前，有关文言小说研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文言小说的专门研究是古代文学研究中比较薄弱的一个环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率先打开古小说朦胧的历史面纱，整理出一条清晰的小径，为后来学者在古小说研究方面树立了典范。
刘叶秋在南开教学期间，依旧致力于文言小说的研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言小说研究。
他注重培养文言小说研究人才，这也为南开大学在文言小说研究方面逐步取得优势地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为南开大学中文系在学科建设的完善方面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刘叶秋之后，他的学生李剑国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
（一）有关“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讨论
近世对小说的定义有明确细致且周到的划分，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典型环境描写是小说的三要素，这是依据小说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种种特点总结出来的。
虽然我们不能用近世的小说概念来定义古小说，但是也不能完全否定不同时代的小说概念之间就完全没有联系，对人物、情节和环境的描写是不管最终概念怎样定义都不能改变的三个基本要素。鲁迅称唐时小说始有意为小说是因为它“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且演讲之迹甚明”，这指明唐时小说与六朝时小说相比是有所不同的，并且鲁迅认为这种不同体现的正是自觉的认识到什么是小说这一意识的觉醒。
（二）不同价值观下情感的归依问题
刘叶秋之所以和鲁迅有不同的观点是因为鲁迅重视小说对人情感的抒发，进而关注的是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所以他在情感上最终归依于对人的关注，所以在他眼里，魏晋名士们尽情而为，尽兴而为，是风流的，是达观的。而刘叶秋因为强调小说反映社会现实的重要性，所以他关注的是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反作用于社会从而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他在情感上最终是归依于对社会的关注。
鲁迅和刘叶秋对待魏晋风度的不同态度体现了两人在分析小说时所关注的侧重点不同，更多关注的是对人的书写，而刘叶秋在关注对人的书写的同时，更是透过对人的书写来指向在人的言谈举止作用下社会的面貌。刘叶秋重视小说反映社会真实面貌的作用，他想要尽量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分析小说的内容，通过小说内容的展现还原当时的社会面貌，将小说作为社会文化史料来读，这种方法也有助于揭示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的历史文化。
总结：
刘叶秋不仅自己自觉肩负学科建设的重担，在潜移默化中也影响到自己的学生能认识到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刘叶秋去世之后，宁稼雨继承刘叶秋遗志，将南开大学文言小说研究学科建设作为自己学术追求的重要动机和强大动力，使得南开大学文言小说研究得以保持前进的动力与活力，在学界一直处于领先地位。
标签： 描写人物品质的词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