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收书最齐的大型儒学文献丛书，共656册，累计5亿余字的《儒藏》（四川大学版）近日完璧出版。
丛书是对2500年间儒家各宗、各派、各类成果的结集，可以说是中华几千年文脉流传到当下的一个成果。
那么，为何要编纂这部丛书？编撰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今日，红星新文化记者带你走进这座“儒学大厦”的幕后……
从明万历年间起，汇集儒家经学、理论和历史的文献，编纂出一套大型丛书，同时研究儒学文献的类别，创立一套新型的适合儒学文献的分类体系和著录方法，一直是历代学人的梦想。
但是，这个工程实在太大了，故明清时期虽屡有倡议，却始终没能实现。
这是坐冷板凳的工作
1997年，近代“蜀学”发祥地——四川大学启动“儒学文献调查整理和《儒藏》编纂”工程。项目由四川大学国际儒学院院长、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主持。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项工作一干就是25年。
这25年间，古籍研究所的成员们需要一日复一日地搜集相关资料、选择版本、判断版本价值、资料圈点、为各类资料写序……
“我们的工作就是坐冷板凳！”曾任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的李文泽说。本已经退休十年的他，因为《儒藏》编纂缺人手，便继续留在团队中进行编纂和审核工作，“我们整个研究所，就20来个人。但这套书有5亿多字！你想想，只是把字数平摊到每个人身上，是多大的工程？”
古籍善本找来不容易
由于《儒藏》需要涉及哲学、道德、知识、政治、经济、军事、礼乐、文学、艺术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所以大量地搜集资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我们做古籍整理，早几年是用笨办法——去图书馆查。但一些珍贵的藏书是不会给你拿出来的，更不要说让你带走了。我们当时去查书，会要求什么都不能带，有时候能带一支铅笔。遇到特别珍贵的藏书，还得要求你戴手套，还得给你消毒。”
李文泽说，虽然现在可以依靠手机拍照保留一些资料影像，但一些特别珍贵的善本，部分图书馆为了避免资料流失，不允许把书籍完整拍照，只能找机会拍一两页，“但现在已经好太多了！国家投入了几个亿来做善本再造工程，我们可以查阅到很多信息，为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
版本的选择有讲究
“资料有很多，我们到底要选哪些书进来，肯定要判断它在这一类资料里的价值和意义。它的价值如何？它在学术上又怎样的地位和作用？选定后，再来判定要选哪一个版本。”《儒藏》总主编助理、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尚英说。
《儒藏》工程是浩大的，分 “经”“论”“史”三部，“经部”即以经书为主体的经注、经解和经说系列；“论部”即以儒家理论阐发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子学、礼教、政论、杂议系列；“史部”以记载儒学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人物、流派、制度、书目、学校等系列。
每部之下，再根据需要，将文献分为若干类目。“对版本的选择，我们有个说法叫选择‘善本’。也就是说，刻得最早、字迹刻得最好、保存得最好、收藏的文献最完整。”李文泽介绍，对于他们来说，比较偏爱的是宋本，“宋本一般都是最早的。”但最终选择哪个版本，涉及了很多因素，张尚英就表示，“有些版本是我们主观上想选，但不一定选得到，如果实在接触不到，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这些古籍经历了岁月的变迁，部分藏本出现缺失、缺页、字迹模糊也是常有之事，“如果是这个资料本身的残缺，我们一般是会去看看有没有其他版本可以补充。比如说这个本子缺了一页，恰好另一个版本有，我们就会去‘配残本’。”李文泽说，为了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选择版本的时候就会尽量选择最完整的那一版。
《儒藏》，川大并不是独此一家。但是，与其他版本相比，四川大学版本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据《儒藏》责任编辑何静介绍，一方面在于川大版收书规模更大，收书5000余种，北京大学版只有500余种；另一方面是整理方式不同，北大版是重新录入，而川大版创新“三藏二十四目”的编纂体例，采用“影印加点校”“叙录加提要”等方式，既保留了古籍原貌，又订正了原刻本的错误。舒大刚说，“我希望使《儒藏》这部在一定体系下用图书构筑的‘儒学大厦’，轮廓更为分明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来源：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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