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法利夫人》取材于真实事件，讲述的是爱玛成为包法利夫人之前和之后的故事。故事中的爱玛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之家，从少女时代起就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在嫁给包法利先生（夏尔）之后因不满平庸的生活而两次出轨，最后因惨遭抛弃、债台高筑而服毒自尽。
这部小说的结构非常简单，讲述的也只是一些平庸的生活故事，整体情节甚至看起来有些破碎，但作者的创作意识却非常复杂、非常先锋。福楼拜一方面在实践“作者退出小说”的创作理念，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提醒读者“包法利夫人就是我”。
一、“作者退出小说”产生的客观化效果
福楼拜在谈到《包法利夫人》时曾说：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应像上帝一样，无所不在，又无处可见。在给乔治·桑的信中，福楼拜也说过类似的话：难道上帝发表过自己的看法吗？福楼拜的意思是作者虽然创作了作品，但作者不应该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存在，也就是说作者不应粉饰现实，也不应在作品中直接流露感情、发表观点。后世批评家将这种创作观念称为“作者退出小说”。
《包法利夫人》中描写了很多道德败坏、品质恶劣的人，但福楼拜却几乎没有流露出任何感情色彩。比如在第二章第十二节中，罗多尔夫决定抛弃爱玛时，福楼拜不加任何评判地将他的心理活动与现实行动展现了出来：
上帝啊！不，不，您只能怪命运的安排（信件内容）！命运这个词算是用对了，它总是有效的。他自言自语道（心理活动）。啊！如果您是轻浮的女人……根本没有想到严重的后果（信件内容）。“她也许会认为我是舍不得……（心理活动）”
列翁抛弃爱玛之时，福楼拜的叙述同样极为冷静，只是客观地陈述事实。对比前辈巴尔扎克的作品，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感受到福楼拜的客观化。比如《高老头》的“父亲的死”中，巴尔扎克便没能控制住作者的主观意识，连续借几位小说人物的口感叹“父爱之死”。这些评价的声音如此整齐，完全是作者主观意识的显现。反观福楼拜，他无疑更好地克制住了作者意识的主观显现。
二、“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背后的矛盾
福楼拜在谈到《包法利夫人》时还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句话和“作者退出小说”放到一起会显得非常矛盾，因为上帝可不会认为芸芸众生中的某一个人能够代表自己。
此外，还出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爱玛这位品行不端、爱慕虚荣的堕落女性，为何竟是福楼拜本人？同时我们也要追问，爱玛仅仅是一位品行不端、爱慕虚荣的堕落女性吗？
我们知道，包法利夫人去世之后，夏尔接受了药剂师郝梅先生的建议，在墓碑上刻了一行拉丁文。国内有的译本将这句话翻译成“不要践踏一位贤妻”，有的译本则翻译成“不要惊扰美人”，有的译本则直接保留了拉丁原文。
美人对应的是爱玛，贤妻对应的是包法利夫人，二者的含义虽然不同，但都是对死者的赞美，或都是讽刺。如果我们认为这仅仅是一种讽刺的话，“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这句话将非常难以理解，毕竟《包法利夫人》不是一部忏悔录式的作品。
我们应当注意到，爱玛尽管是一位有缺点的女性，但她却是整部小说中唯一不甘于平庸现实、敢于追求理想的人。福楼拜本人同样厌倦现实的平庸与丑陋，他不加粉饰地呈现一切，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换言之，福楼拜和爱玛都处于现实与理想的永恒矛盾之中，只不过福楼拜比爱玛更理智，也更悲观。因此，福楼拜在描写爱玛所追求的浪漫场景中加了几只苍蝇，在爱玛的墓碑上刻了一句既讽刺又赞美的话。
这种复杂的创作意识，正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核心所在。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创作侧重于以平庸反抗平庸，卡夫卡的创作则侧重于展现悖论式的隐喻。福楼拜、乔伊斯、普鲁斯特和卡夫卡，都是在寻求一种罗兰·巴特所说的“不可能的文学”，这正是文学现代性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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