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掌握“爱”的四个层次，学会理性之爱》（请点击链接阅读）文章中，我们从生物学角度明白了爱的四个层次。那么从伦理学角度理解，爱又是什么呢？
早在两千多年前，儒家和墨家关于“爱”展开一次大辩论，墨家认为“爱”是无差别的，是平等的，因此他们主张“兼爱”；儒家主张“仁者，爱人”，因为儒家认为是“仁爱”。此后“仁”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标准，显然“仁爱”更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特点，那么，中国传统社会是什么样的呢？
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结构
在传统社会关系中，血缘和地缘形成两大主要社会关系，此外，还有职场和志趣等因素结成的其他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纵横交错，形成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
一个人的社会关系，总是围绕“自己”为核心，向外展开，就像用一块石头投入水中，一波一波的水纹荡漾开去，波峰由高到低，波纹一圈一圈变大；而且石头越大，传播的越远。这和传统社会一样，一个人成就越大、事业越成功，他的层级关系圈也越大。
这种社会关系结构，被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称为“差序格局”。在差序格局社会中，每个人的社会关系圈纵横交错，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人情”社会。反映到社会学伦理上，如果把“爱”作为人情亲疏的标准，那么差序格局社会中，你在别人关系圈的位置，决定着你们彼此的远近亲疏。
爱的本质也是一种差序结构
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中国传统社会既非“人治”，也非“法治”，而是“礼治”。“礼治”的社会基础是社会“差序格局”，早在西周就已经形成。西周建立时，周朝推行分封制，君主和各诸侯之间形成第一轮差序，依次又形成一轮一轮的差序格局，这种政治结构为“礼治”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礼治”社会，尊有尊礼，卑有卑礼，尊卑之间不可僭越，每个人的行为都要符合他那个阶层的“礼”。孔子时代，周天子势力衰萎，“礼治”被破坏，先哲们都在探索社会治理思想。孔子和他的继承者用“仁”取代“礼”，把“仁”作为普遍的社会道德标准。
在操作性层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为了让“仁”更加通俗化，孟子提倡“仁者，爱人”，意思是说爱人就是“仁”；后来的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更是把仁，上升为社会伦理，用“三纲五常”区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正是这种社会伦理标准，让儒家的“仁爱”影响中国社会两千多年。
现代社会关系的本质是“爱”的差序之间产生的价值交换
前边我们已经提到，中国的社会关系构成包括四类：第一类是直系和姻缘关系，这是靠亲缘维系的；第二类是老乡关系，是靠地缘维系的；第三类是职业关系，这是职场不同决定的；第四类是志趣相同，凝结成的“江湖社会”。
儒家的“仁爱”体系，实际上“仁者”主动与社会建立一种联结，然后“求仁得仁”。虽然两千多年前没有现代市场观念，但儒家发现人性深处是一种“将心比心”的权衡，而“爱”的本质，则是一个人在社会系统中的“价值量”。当你付出同样价值量的爱时，即使换不来同等的爱，也会获得“仁”的美誉。
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与人之间的交换也越来越明显。在社会关系构成中，血缘关系维系的是家族的整体价值，这种价值一般不需交换，但它却影响家族的社会地位。因为中国有句老话：“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一个家族中，当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提升时，围绕他所形成的家族规模也随之增加。
其他三种社会关系，更像是“抱团取暖”。在分工细化的今天，任何人单都无法单独生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转化成一种价值交换，也给差序格局的传统社会，带来流动的可能性，在社会的近现代转变中，爱在无形中便成为了一种价值交换。
既然“爱”成为人情社会的一种“价值量”，那么人与人之间的“至爱”就显得弥足珍贵。一般来说，能称为“至爱”的有三种关系：一是血亲关系，二是共有共享的夫妻关系，三是知心朋友关系。这些关系具有共同的特点：不计成本。它们统称为“至爱”。
古人用“义”来作为“至爱”的价值尺度。《易传·乾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古人不仅把“义”作为仅次于“仁”的道德标准，还把“义”作为“至爱”关系之间应尽的本分。因为这种关系虽然无私，看似无价，实则最贵。这种道德观在现代社会，已经上升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作为约束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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