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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母亲
周天元
1965年秋，我从乡村小学考入城里的重点中学，第一次作文的题目是《我最敬爱的人》，全班几乎每个同学都以父亲作为描写对象。学校大多数同学的父亲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我的父亲只是农村最基层的一个小小的生产队长，可他是一名省劳动模范，因此我也写的是父亲。我当年从语文老师讲评的几篇范文中，学到一个成语“年过半百”。当我年过半百后才领悟到，其实大多数母亲对家庭、对孩子付出的更多，更辛苦，可那时的孩子们为什么更敬佩父亲呢？往事如烟，母亲去世了，我百感交集，许多往事涌上心头，于是写下这篇散文《怀念母亲》。
——题记
龙年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眼看就是母亲84岁生日了。可是没能等到这一天，母亲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情同家人的邻里乡亲。
母亲生于1928年农历二月初二，龙年龙抬头的日子。要是降临在大户人家，或许可以称作“龙女”，可她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庄户人家，就只能叫做“农女”了。
作者母亲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兴许是属相中奔跑着一个“龙”字吧，她平凡的一生中又有些不平凡的地方。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她长期担任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社下属耕区和生产大队妇女主任，经常受到各级党政群机关单位表彰，其中，1960年6月1日还被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和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授予“先进儿童工作者”称号。当年，母亲带着妹妹和弟弟住在生产大队幼儿园，由于快要生我三妹，没能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我在小学念书，每晚跟父亲住在家里，一天三顿都在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也不知道这件事。直到2008年春节期间，大妹为庆祝母亲80大寿而给她收拾屋子，才在一个老柜子的抽屉下发现了那张存放近50年因受潮几成碎片的奖状。
2008年春节期间，母亲80岁生日前夕，我们偶然发现这张奖状，几成碎片，有些地方连碎片也找不见了。母亲原名“施奉群”，在家族中是“奉”字辈，舅舅就叫“施奉禄”。可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登记人员想当然地写成“施凤群”。后来，人们习惯将女性名字的“群”字写成“琼”，我母亲又成了“施凤琼”。可她的户口本上一直写着“施凤群”。我最喜欢母亲的本名“施奉群”，她一生乐善好“施”，讲求“奉”献，心系“群”众。
1961年春夏之交，朱德委员长和夫人康克清视察我家所在地，父亲陪同朱委员长参观了队里的生产，母亲陪同康克清考察了大队幼儿园。当年我对朱总司令的大名如雷贯耳，对康克清的姓名和职务一无所知，也不知母亲曾被评为全国先进儿童工作者，就一直以为母亲沾了父亲的光。父亲是省劳动模范，领导的生产队在三年困难时期年年被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委员会授予先进集体称号，我想肯定是市里推荐朱总司令视察我们生产队，朱总司令夫人才顺便参观了大队幼儿园。现在看来，也可能是时任全国妇联第一副主席的康克清，想亲眼看看我母亲领导的乡村幼儿园，才建议朱总司令一起视察这个大队，没成想我父亲也是个劳模，朱总司令就参观了我们生产队。
母亲的一生也不总是一帆风顺，也经历过一些风风雨雨、坡坡坎坎。1963年秋“四清”运动开始后，母亲和父亲双双被解除职务，跟“地富反坏”一起被批斗。1964年底，又先后“官”复原职。1966年“文革”初期，因为母亲在当地农村也算个知名的“先进模范”人物，就被“秋收起义战斗军”拉入阵营（父亲由于多次政治运动受到一些冲击，头脑比较清醒，便婉言拒绝参加群众性派别组织）。后来，“秋收起义战斗军”被“贫下中农造反兵团”打垮，好在母亲只是挂名没参加派别活动，因此只是被闲赋在家，没受到游街批斗。1968年12月，“文革”初期的混乱局面平息了，母亲再次“官”复原职，担任生产大队“革命委员会”妇女主任。有位农民作家据此撰写了一篇通讯《“半边天”勇挑重担》，发表在当月29日《新成都报》（市革委会机关报，原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日报》）头版头条。
母亲的这段经历，当年我多数时间在城里上学，只看见片鳞半爪，并不知晓很多内情。
1971年8月，我在西藏部队戍边期间，一位同乡战友提干后回家探亲，我托他去看望我父母。返回部队后，战友对我母亲赞不绝口，称我母亲是全公社最优秀的两名女干部之一。他从小就崇拜邻居家的公社妇女主任，认为这位女干部做事干练泼辣，能说会道，想不到我母亲也毫不逊色。他从公社妇女主任口中了解到我母亲的许多事情，他说：“四清”中你父亲能够尽快解脱出来，还多亏了你母亲，就连“四清”工作组长也私下赞叹你母亲那超强的记忆力和令人折服的申辩能力。
当时，战友还说：“你母亲拿出你1966年底步行串联余下的20多元钱，她一直存放在衣箱里，问我怎样退还国家？”我一听禁不住热泪盈眶！当年我和几名同学准备沿着红军长征路线步行串联，在学校各自申领了35元钱，我买了雨伞、水壶和马灯等物品后，中央发出停止串联的通知，我就把余下的钱交给了母亲。其他同学早就把余款买冰淇淋吃了，可母亲还一直替我保留着！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后在基层从事文化行政工作期间，先后认识成都市文化局的两名女处长，其中一位1959年在我们生产大队体验生活搞创作，一位1964年在我们大队搞“四清”。谈到我母亲时，她们异口同声夸赞：“你母亲真能干！要是有文化，没人比！”她们这番话当然有一些溢美的成分，可是离开我家所在地已经二十余年，居然还能一口说出我母亲的姓名，由此可见我母亲在她们心目中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改革开放后，母亲由于年龄关系不再担任村（当时还叫生产大队）妇女主任。50多岁的农村老太太，儿女均已成家立业，那就安心待在家里享享清福吧。可没过几年，她却弄来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开办了一个小饭馆，为周边民营企业的外来工服务。妹妹、弟弟们都说，母亲哪里是在做生意，分明是在办慈善、搞救济。她见一些外来民工家庭比较困难，时不时暗中打折扣，变着花样少收钱，有时不收钱。她聘请的两名小工，看上去就像老板，母亲倒像个被聘请的采购员。
父亲深知母亲的性格，劝也没用，也就由她去干吧。妹妹弟弟们都很心疼母亲，可又劝不动母亲，知道母亲平时很尊重我的意见，都一齐来找我，希望我劝劝母亲别干了。我找母亲说过多次，现在全家经济条件好多了，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吧，好日子还在后面呢！可母亲总是笑笑，说她现在还能动，就当是锻炼锻炼身体吧！我也无可奈何。
1990年，父亲临终前一个月，儿孙辈都常常围坐在医院病床前陪父亲聊天，母亲也丢不下她的饭馆，总是在病房中待一会儿就走。母亲前脚一走，妹妹们就开始议论起来，父亲总会制止她们：“你们别老是责怪妈，她这一生够辛苦的，一点儿不自私！”父亲太了解母亲了，母亲不是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而是一个现代的职业女性，喜欢为大伙儿谋福利，她于公于私都极有责任感。
跨入新世纪，城市扩容，村里的土地变成了繁华的大街和林立的商厦，70多岁的母亲也“农转非”变为城市户口，有了社保、医保和退休工资。可她却像个佘老太君，整天骑着她那心爱的小三轮车“南征北战”，在花卉市场和住宅小区间转悠，摇身一变又成了一个“卖花姑婆”。
我一直以为母亲这样常年在外奔忙，她所在小区的邻居们一定会误解我们，认为我们做儿女的不赡养老人。母亲去世了，邻居们都来吊唁她，既有比她年长的老邻居、老乡亲，也有很多推着婴儿车称呼她老奶奶的年轻人，还有从外地赶来的她10多年前先后聘请的几名小工。我儿时的一个伙伴，跑过来拍着我肩头说：“你妈就像一辆始终高速行驶的汽车，很难停下来。一旦停下来，她的生命也就到达终点了。”
不是吗？要不是她多年来一直不听我们的劝告而遭遇那场车祸，要不是2010年那场车祸使她行动不便，她一定还会骑着那辆小三轮车早出晚归，一定还会骑着那辆小三轮车天天东奔西跑，一直跑到90岁、100岁……
哎！我那倔强的母亲，习惯在外奔波的母亲，用尽九牛二虎之力也拉不回家的老母亲，父亲平生为此伤透了脑筋，父亲走后又让我感到头疼，感到心疼！
写于2012年2月23日农历二月初二
作家王火先生审阅作者《怀念母亲》初稿后的回信。王火老用老花镜加上高倍放大镜写成此信，实在令人感动
扩展阅读
我为身边三位谢世的老母亲
撰写的挽联
近5年来，我身边有3位熟识的老母亲相继西去，我先后为这3位可亲可敬的老母亲写了挽联：
挽岳母大人：培桃育李殚精竭虑川大一代才女；相夫教子呕心沥血家族旷世楷模。
我的岳母是一位大家闺秀，1944年秋考入国立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一位平凡的大学老师。可她热爱教学，热爱家庭，在努力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同时，还协助岳父将几个子女培养成国内各自领域的拔尖人才。
挽凌老夫人：一缕凤魂翩翩起舞还天国；万般母爱熠熠生辉照后世。
我的老邻居凌老夫人（王火先生的老伴）是一位辛亥革命元戎的女儿，大学毕业，解放前夕随家人去了台湾。可她忠于爱情，热爱故乡，20世纪50年代初期，只身辗转香港，历尽千难万险又回到大陆，留下一段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神话。凌老夫人也是一位优秀的人民教师，被王老誉为他文学创作的“大后方”。
挽母亲大人：无依无靠平凡农女；自立自强多彩人生。
我的母亲是一位平凡的农村妇女，可她热爱劳动，关心他人，一生为大伙儿办事。母亲没有特别的家庭背景，完全凭自己的努力获得不俗的荣誉和口碑。
这3位母亲都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其家庭背景、文化知识和性格特征各不相同，但她们的一生都有闪光点，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形象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作者系列文章
【散文】防震中走来矍铄的文学老人——记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火先生‖周天元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周天元（中共党员，四川省广播电视局退休干部。1968年12月成都九中毕业后，先后在成都郊区务农，西藏江孜戍边，青海格尔木支左。1973年退伍回成都上大学，毕业后在区直机关工作11年，在省直机关工作25后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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