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仙故事是指以人、神仙为主要视角，以揭示成仙的途径、宣扬神仙的神力和仙迹为目的，具有宗教内涵的，以小说（包括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和文人笔记为基础，主要情节为偶遇、征应、成仙的故事文本。
由于福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较为滞后，土著文化盛行，且历来有崇拜巫术神灵的传统，导致了福建的民间信仰种类繁多且区域化显著、民众具有多神信仰的特点。在这样一个宗教环境下，明代闽地文人的神仙思想各有异同，并出现了大量以神仙为题材的故事。
一、明代闽地神仙故事的成仙模式
（一）明代的民间信仰背景
明代闽地神仙故事主要有以下三种情节模式：遇仙情节、征应情节、成仙情节。其中以遇仙情节、征应情节所占比例最大，成仙情节只占小部分比重，这与明代的宗教思想发展和闽地本土情况不无关系。
晚唐至宋是福建地区的造神高潮，如今在闽台以及东南亚地区仍香火鼎盛的妈祖、保生大帝、广泽尊王、清水祖师、临水夫人等，是在这一高潮中造出来的。到了明代虽然造神已非大势，但是经过历代民间、文人、僧道有意无意地渲染刻画，原本干瘪平面的神明形象逐渐丰满起来。
伴随着信众的经营，这些神仙的神迹范围走出本乡，走到八闽各地，随着明清闽人渡海的移民活动，这些神仙信仰传到了台湾地区，并以台湾为媒介，向东南亚地区蔓延。
除了神迹范围不断拓展，神仙的职能和神力也在一次又一次的感应中扩大。如临水夫人本只是护佑女性生产的生育神，到后来发展成一个全能的妇孺保护神。
在文人群体中，成仙或许还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和追求，但在民间信众的眼中，个人的成仙是一件虚无缥缈的事情，与其寄托于个人长生与成仙，他们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高僧、道长及香火鼎盛的神明身上，至少这样收到的反馈会更快些。
正因为如此，成仙情节相对较少，遇仙与征应情节是明代神仙故事的主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明代闽地神仙故事有怎样的叙事模式，值得深思。
（二）神仙故事的成仙模式
明代，福建经过了唐宋造神高潮，已经没有很多新的神明出现，而神仙故事中的成仙情节也相应地减少。普遍的成仙情节中会出现的外丹修炼在明代闽地神仙故事中都很少出现。
明代闽地神仙故事中的成仙模式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历练成仙，即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磨练和考验，在试炼中摒弃世俗的欲望，回归自然本心，领悟大道，最终修炼成仙。其情节模式为：接受考验——去欲得道——成仙。历练成仙的篇目是成仙故事中道教色彩最为浓郁的一类。
二是功德成仙。这种成仙方式需要人物去彰显自己的道德品行，并且受到神明的赏识，在神明的提点下最终成仙。这种成仙方式又可分为功业和立德两种成仙方式。二者一方是主人公通过自己的能力造福他人乃至世界；一方是人物品德的超乎常人。二者都可以通过感动监督善恶的神，以达到点化成仙的结局。
在道教的成仙信仰中，包含着出世和入世两种价值取向。这类成仙故事中所体现的正是道教积德行善、济世扶贫的仁爱思想，这也是道教仙道伦理的必然要求。
二、明代闽地神仙故事的遇仙模式
（一）明代闽地神仙故事的偶遇模式
所谓“偶遇”，就是通常所说的“遇仙”情节，但与“遇仙”的区别点在于强调了“偶”字，因为在另一种“征应”情节中，也是遇仙，但是有意识有目的地遇仙。因此，可以说此处是把传统意义上的“遇仙”拆分成“偶遇”情节和“征应”情节。
简单来说，遇仙就是仙人与凡人的相遇。这是先秦两汉以来，伴随着神仙思想的发展、方术的推广、宗教的普及而产生的一种情节模式。
赋予人们美好想象和寄托的仙人，在成仙之后，仍流连于人间，与凡人相遇，而产生了遇仙故事。而“偶遇”情节则是指凡人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偶然遇到暂居人间的仙人，因仰慕仙人风姿而留下佳话，或因不知仙人身份而弄巧成拙的故事情节。
偶遇神仙的情节模式若要溯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如《山鬼》《大司命》《少司命》等祭神的乐歌。
到了明清时期，偶遇神仙故事则着眼在了人与仙的互动上，描写世俗生活的部分大大增加，但神仙与人的情感部分逐渐淡化。文人把情感寄托放在精灵鬼怪身上，明清时期，人与鬼怪之间的感情故事远胜于神仙与人。遇仙的故事更加世俗化，宗教意味也随之减弱。
实际上，随着人的地位逐渐提高，神的地位也在无形中下降。这种倾向从魏晋志怪时期已经开始，陷入感情纠葛中的神仙，其表现与凡人并无不同，也无其他神异行为特征。到了后世，人文意识的高度发展以及小说创作意识的自觉，遇仙故事已经完全走向表现“人”的故事。
统计明代闽地神仙故事，主要有以下几种偶遇神仙的模式，分别是：误闯仙境、神仙降世显应、人仙相恋。误闯仙境是小说中常见的情节，虽然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方外世界的想象，无论书中主角是否成仙，往往是以怅然若失或亲人离散的结局为结尾。一方面保持了仙境的神秘性，一方面也表达出了仙道之路的艰难和机遇难求。
（二）闽地神仙故事的征应模式
“征应”由“征”和“应”构成，所谓“征”，取征兆，迹象之意，是事物发生前的征候或迹象预示。有征兆，有应验，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
故“征应模式”就是在明代闽地神仙故事中的一种情节模式，该模式的情节结构一般为“征——应”，即在叙述故事发生之前，先描写一些迹象和征兆，随着后面情节的推进，印证了先兆的迹象，通过对“征”（言语、图像、梦境等各种形式）的具体解释，来证明神仙的神力和对未来的感知，自古便是叙事中一种喜闻乐见的情节模式。
征应模式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谶语。二是梦兆。三是祈梦，严格来说，祈梦是应当属于梦兆的一个亚型，但祈梦文化在明代福建十分昌达且独具特色。
福建的祈梦文化是以九鲤湖祈梦为代表，后来石竹山的祈梦文化也逐渐兴起并单独发展，但溯源其实还是九鲤湖祈梦文化的分支，且在明代还是以九鲤湖的祈梦文化为主。《告九鲤湖神祈梦文》一文所描绘的应该就是当时的祈梦仪式，该文不仅记载了一个祈梦故事，还详细地记载了祈梦疏的书写格式，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文献价值
九鲤湖祈梦文化的昌盛不仅仅是体现在方志和史料上，在文人笔记和小说中，也记载了很多有趣灵验的小故事。
三、明代闽地神仙故事的文化内涵
（一）明代闽地神仙故事的地域文化特征
福建民间信仰与闽地神仙故事是一个“互利互惠”、相互影响的存在，闽地神仙故事文本中能体现民间信仰的特性，与此同时，明代蓬勃发展的民间信仰也在制约着闽地神仙故事的文本内容。
明代的闽地文坛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地域性的加强。在诗文方面，闽地文人开始加强对乡土文人，地方先贤文献的搜集整理。在白话小说方面，白话小说因为其本身的优势，题材多样，所包含的内容丰富，这给了作家很大的创作空间和想象余地。
他们不再把地域模糊化，或者用虚拟的地名代替，而是开始把身边的场所、环境幻化为文学作品中的“场景”，这样更为具体，更加贴近市民生活。作家的改变在不自觉中加强了小说的地域性，更多具有地域色彩的事物、场景融入到小说中。
这就包括特定的自然环境条件、经济发展状况、文化发达程度、生活习惯、宗教习俗、甚至是本土方言。地域性的加强是明代白话小说发展的一个普遍现象，而这一普遍现象又反向促进了个体特殊性的发展。在文化上较于江南和中原地区稍显落后的福建，在明代凭借着地理优势和昌达的印刷业，迎头赶上，并深深地打上闽地的烙印。
（二）明代闽地神仙故事的宗教文化内涵
在唐朝中期之前，福建民间信仰的神明主要还是以北方的为主，比如三国时的左慈、葛玄、介淡、南北朝的葛洪、褚伯玉等，而闽籍甚少；
到唐末，随着福建经济文化的繁荣，开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从唐末至宋元，福建的造神运动呈现本土化的倾向，一些从北方传入的民间信仰，进一步与福建的人文、地理相适应，产生了若干变异，逐渐本土化。
在这场声势浩大的造神运动中，创造出大量的闽籍神明，虽然这些本土神明的重要性暂无法与法与唐中期之前的神明相比，但到明朝，他们极其活跃，逐步取代了北方神明的地位。
但无论文人们对于闽地民间信仰的态度如何，都是从个人的经历和政治需要出发，而明代闽地民间信仰的蓬勃发展却是不可人为控制的。
虽然该时期的民间信仰发展昌达，但是在福建发展多年的正统宗教也不可能在一瞬间被推翻、取代。许多宗教的概念都已经融进当时福建人民的潜意识里，故该时期的闽地神仙故事中也蕴含了丰富的正式宗教如道教、佛教的内涵。
结语
福建的民间信仰种类繁多，藉由明代文人的笔墨，便留下了无数明代闽地神仙故事。福建的民间信仰种类繁多，与之相关的闽地民间信仰源流，亦成为了如今我们应当要注意的重要课题。
明代闽地神仙故事显然应具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由于出版业兴起等诸多因素，明代闽地神仙故事也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切入点。明代闽地神仙故事不但能够成为有关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能向我们侧面反映出明朝闽地人文经济的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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