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从在民间普及的广泛性说,能够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它可与《三国演义》并驾齐驱;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小说艺术形象的创造和中国写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形成所作的贡献说,它可与《红楼梦》相提并论。《水浒传》是一部真正雅俗共赏的小说。但至今,我们对这部小说复杂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文化意蕴,还不能说已经了解得很够,更不能说已经对它做出了正确的解释。
通过对《水浒传》形象的倾向性描写和直接的议论来分析作家的创作意图。这样认为，施耐庵想通过《水浒传》主要表达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秀江湖义气，赞颂江湖义气。
《水浒传》最突出要表现的是江湖义气。小说展示的社会背景是，北宋王朝正处在穷途末路，朝政腐败，贪官污吏横行，普通百姓贫苦无依。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梁山好汉的江湖义气所显示的肝胆相照、扶危济困、祸福同当特别具有吸引力。正是梁山好汉们所体现的江湖义气感染了作者，使他在小说中不遗余力地对之赞美，并把义作为品评人物和事件的价值标准，在小说中第七十一回这样描绘：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
“义”的本意是宜，即合理、适宜。公正合宜的道理它主要表达人之间的一种呼应关系，所以又引申出“恩义”之义。《史记·淮阴侯列传》：
“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正是对义的恰切注解。
《水浒传》对义的运用可分出这样三个点：
第1点：义是好汉人格修养的准则
《水浒传》的正面主人公都是好汉。好汉虽然不是一个正式的职业名称，但一般以好汉自居的人都是会点武艺，是个人英雄主义者。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常用的伦理规范便是“义”。好汉最重友情，讲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吴用向晁盖介绍阮氏三雄：
“为见他与人结交，真有义气，是个好男子，因此和他来往”。
他们不能做对不起朋友的事。史进面对前来捉少华山强人朱武等的官兵，拒绝交人，说：
“恁地时，是我赚你们来，捉你请赏，枉惹天下人笑我。”
他宁可毁家也不伤害朋友。好汉有很强的自尊心，最惧怕做出不合义的事情而遭到别人的耻笑。
在好汉眼中，“以义气为重”是最光明正大的行为，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林冲杀死胸量狭窄、嫉贤妒能的王伦以后，与晁盖互让寨主之位就是“义”
“义”作为一种道德准则，是处在江湖之远的好汉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在有限视野内所能认识到的一种人生价值追求。同时，它也是那些自由散漫的好汉们在无约束行为中的一种约束力。而《水浒传》所表现的江湖义气，却使好汉们的行为有所约束，有所规范，甚至隐然成为好汉们不自觉的一种原则，一种纪律，展现出好汉们正义、美好的一面。
第2点：“义”是好汉互相救助的行为依据
“义”不仅是好汉对自身行为的规范，而且把互相行义看作是应尽的义务。第五十八回，在少华山落草的史进为刺杀强占民女的贺太守而被捕(这也是行侠仗义)。鲁智深听说后要单枪匹马去救史进。别人劝他等梁山大队人马到来。鲁智深叫道：
“等俺们去山寨里叫得人来，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
虽然显得鲁莽，但义气感人。《水浒传》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为赞不绝口。武松打倒蒋门神以后，对快活林的邻舍宣称：
“我从来只要打天下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见不平，真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
梁山好汉看到不平之事却敢于挺身而出，把帮助弱者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所以令人钦佩。戴宗向宋江介绍李逵的特点也是“专一路见不平，好打强汉”。
《水浒传》中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受到推崇的是“仗义疏财”。宋代商业经济发达，人们已认识到钱财的巨大作用。拔刀相助只能解一时之困，而仗义疏财对人的帮助更大，更为难得。凡是能够仗义疏财的人都受到好汉的敬佩。莽汉石勇说：
“老爷天下只让得两个人，其余的都把来做脚底下的泥!”
这两个人就是柴进和宋江。理由是宋江等“江湖上只闻得哥哥大名，疏财仗义，济困扶危。”小说描写作为梁山泊领袖人物的宋江，其最大特点就是为人仗义疏财。宋江简直成了贫苦人的救星，被称为“及时雨”。所以远近闻名，受到好汉们的热烈崇拜。困顿中的武松要去投奔他：“江湖上久闻他是个及时雨宋公明，且又仗义疏财，扶危济困，是个天下闻名的好汉。”等等。他们看重的都是仗义疏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贫困和群众对领袖人物个人品质的最高期望。而能够做到仗义疏财如宋江这样，也就自然成了众望所归的梁山泊领袖。
第3点：“义”是好汉们团结的纽带
好汉们把联合起来共同对敌称为“聚义”，使“义”这个概念由伦理的层次上升到政治的层次。晁盖反抗官军上梁山后，除掉心胸狭窄的王伦，号召大家：
“各人务要竭力同心，共聚大义。”
“大义”就是在反对共同敌人——官军中大家共同的利益。梁山好汉会同其他几路人马在江州劫法场救宋江，与官军血战后上梁山，称为“小聚义”；当一百零八个好汉经过各自曲折的道路齐集梁山时，称为“大聚义”。他们聚义的誓词是：
“各无异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一同保国安民。”
第二，批贪官恨奸臣。
《水浒传》对贪官污吏的批判不遗余力，几乎无罪不归之于贪官。
渔民阮氏三兄弟把“官司”(官府)看得比强盗还坏，他们宁可让强盗霸占水面打不了鱼，也不愿官府来敲诈勒索。小说描写的一处处官府确实滥污不堪，黑暗已极。百姓不幸摊上官司，都要“买上告下”，把官府中所有有关官吏都贿赂到。打官司的双方，谁的钱多势大，谁就能达到目的，而不问是非曲直。高俅陷害林冲，蒋门神贿赂孟州张都监陷害武松，毛太公父子贿赂登州知府陷害解珍解宝，等等，那些牢城营中的管营、差拨、节级、押狱一个个贪婪得像嗜血的蝙蝠。宋江去的江州牢城营也一样，更是公开勒索。当节级的戴宗竟然在大庭广众前骂宋江且索要钱财。
北京留守梁中书为了报答他丈人蔡京提携之恩，每年都要准备十万贯金银去给蔡京祝寿。刘唐对晁盖说：
“此是一套不义之财，取之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
天理就是民心。正是这一正义行动，牢固地联络起八个好汉，掀开了梁山泊起义的序幕。
《水浒传》自始至终都把矛头指向贪官。对地方上级别低的称作贪官，而对朝廷上那些掌握大权的贪官则称为“奸佞”、“贼臣”。小说揭露的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人，称他们为“四贼”。他们都是“好利之徒”，是全国最大的贪官。
《水浒传》对奸臣最深刻、最痛切的是在小说最后。作者议论道：
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不期被奸臣当道，谗佞专权，屈害忠良，深可悯念。当此之时，却是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
他们把宋江、卢俊义当作仇敌，捏造卢俊义在庐州“招军买马，积草屯粮，结连宋江，意欲造反”的状子，然后给他俩送去下过毒药的“御酒”，最后铲除了他们的眼中钉。轰轰烈烈的梁山泊起义军就这样最后被消灭了!作者在此处写了多首诗表达他对蔡京等奸臣的痛恨和对宋江等忠义好汉的痛悼之情。
第三，追求“快活”的理想。
《水浒传》的主人公都是一些不甘受压迫的好汉。他们历尽艰险，拼死挣扎，到底追求什么呢?
由于这些人物都是武夫，作家有意识地写出了让这些好汉都想在保卫国家边疆上建功立业。原为庄主的史进为救朱武等人而把家产毁掉，又拒绝随朱武上山当寨主，他要去关西经略府去寻师父王进，讨个出身只为求半世快乐，比较狭隘。杨志的理想是通过为国家立功而光宗耀祖，这在封建社会也算难得的了。杨志的理想得到宋江的呼应。宋江嘱咐武松说：
“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
这似乎比杨志又进了一步，青史留名，实现人生的最大价值。
但是，以上这些对理想的表达，虽然有征辽作战给以衬托，但总的说，是实实在在地追求“快活”生活的理想。晁盖等七人计议劫取蔡太师的生辰纲，他们的目的是：“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戴宗动员石秀上梁山说：“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他们把对未来的想望都凝聚在“快活”二字之中。
关于快活生活的含义，许多好汉都解说过。朱贵劝兄弟朱富上梁山：
“不如带领老小，跟我上山，一发入了伙。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却不快活！”
这“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成了好汉们的代表语言。但其中以阮氏三雄说得最透彻也最热切：
“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
极生动地描摹出了好汉们所向往和追求的目标。这种快活的理想生活应具有两项含义：好吃好穿，物资丰足和自由自在，不受限制。
虽然追求丰衣足食和自由的生活是人类的正当权利，梁山好汉对“整套穿衣服，大碗吃酒肉”的热烈想望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极度贫穷和社会财富的严重不平均，这些也值得同情，只是这种快活生活的想法忽视了这金银、酒肉是从哪里来的?他们知道有银子可以到酒店买酒买肉，可以到妓院寻花问柳，但不知道银子只是商品交换的等价物，是用劳动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他们应该先创造物质财富，拿自己的产品去同别人交换来银子，然后再拿银子去买酒肉，这才是社会存在的基础。
总结：好汉们所有的财富靠抢掠而来,然后尽情挥霍,所以他们的“快活”生活对社会不仅没有助益,反而只能起反作用。梁山好汉们看到了社会财富的不平均,他们要把它摆平,所以主张劫富济贫,仗义疏财。当他们把劫来的钱粮施舍给贫苦人的时候,这行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们打劫来的财富绝大部分都是供自己享用的。归根结底,他们的“劫富济贫”不仅谈不上是文明的表现,反而正足以说是野蛮的行动。从这个角度说,他们也是不劳而获者。这就很难说有什么进步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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