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文学体裁中诗歌、文章两大类定型最早，而小说、戏曲尤晚，小说至唐为一变，方始有意为小说，而文人独立创作长篇章回小说，实至《金瓶梅》始，《西游记》更非吴承恩独出机杼，“此书是长期以来流行的多种玄奘取经故事的基础上加工创作的。”其故事源头在于玄奘取经之事，在史传、寺院、民间文艺中不断流传，南宋末年刘克庄诗中有“取经烦猴行者，吟诗输鹤阿师”之语，此时孙悟空形象已有雏形，足见取经故事流传之早、影响之深。而具体到“八十一难”，主要来源取材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历史史实和传说，比如玄奘取经的事实，《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八十一难”的总体构架和起源、结局有着直接影响；其次是佛经中的斗法故事，比如神魔斗法、人物名称、场景描绘等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则是宋代话本，元代杂剧、俗讲、平话等文学形式，这一点对于《西游记》小说“八十一难”影响最大，其主干故事大多来源于此类文学形式，“八十一难”故事正是在此类文学形式的影响下逐渐定型的。
“八十一难”故事并非孤峰横绝、自铸伟词，而是源于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取经故事，从历代史书、传记中均可见相关记载，可以说是“八十一难”故事之本源，其中对《西游记》“八十一难”影响最大者当属《旧唐书》、《大唐西域记》、《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几部著作。
一、（后晋）刘昀《旧唐书》
僧玄奘，姓陈氏，洛州偃师人，大业末出家。博涉经论，尝谓翻译者多有讹谬，故就西域，广求异本以参验之。贞观初，随商人往游西域。玄奘既辩博出群，所在必为讲释论难，蕃人远近咸尊伏之。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仍採其山川谣俗，土地所有，撰《西域记》十二卷。贞观十九年，归至京师。太宗见之，大悦，与之谈论，于是诏将梵本六百五十七部于弘福寺翻译。仍敕右仆射房玄龄、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广召硕学沙门五十余人，相助整比。高宗在东宫，为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及翻经院，内出大幡，敕九部乐及京城诸寺幡盖众伎，送玄奘及所翻经像，诸高僧等入住慈恩寺。显庆元年，高宗又令左仆射于志宁，侍中许敬宗，中书令来济、李义府、杜正伦，黄门侍郎薛元超等，共润色玄奘所定之经，国子博士范义硕、太子洗马郭瑜、弘文馆学士高若思等助加翻译，凡成七十五部，奏上之。后以京城人众竞来礼谒，玄奘乃奏请逐静翻译，敕乃移于宜君山故玉华宫。六年卒，时年五十六，归葬于白鹿原，士女送葬者数万人。
玄奘为解经惑，赶赴印度求法，一路经秦州、兰州、凉州、瓜州、偷渡玉门关，穿越大沙漠、取道伊吾，年底到达高昌，沿天山南麓继续西行，经阿经阿耆尼国(在今新疆焉耆)、屈支国(在今新疆库车)、跋禄迦国(在今新疆阿克苏)，翻越凌山(在今天山穆素尔岭)，沿大清池(在今古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西行，来到素叶城(即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西南)，在这里巧遇西突厥叶护可汗，并得到可汗的帮助。此后玄奘继续前进，经昭武九姓中的石国、康国、米国、曹国、何国、安国、史国(皆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翻越中亚史上著名的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到达覩货逻国(即吐火罗，今阿富汗北境)，由此又南行，经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来到迦毕试国(今阿富汗贝格拉姆)，东行至健驮罗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城)，进入印度。应该说玄奘取经的这一段路程即为“八十一难”之大致路程，两界山收孙悟空对应的大致为玄奘只身出玉门，此外火焰山取材于新疆吐鲁番等等，人物地理大致有原型所在，玄奘西行，共经110国，得28国传闻，常见异教之徒、神秘之事，此俱为“八十一难”中各国国王、阻路之人魔原型所在。
通过玄奘取经史实可以看出，玄奘作为历史人物，一生修习佛法、异域求经、东土译经，开创华严宗，堪称佛教的一代大德，是我国翻译史上继往开来的人物，也是中印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可以说在宗教史、文化史上都是一位举足轻重的大人物。单从文学角度看，他的经历对于后世的说经、讲史、小说，无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尤其是他的人格魅力和执着精神，在“八十一难”中通过唐僧、孙悟空、沙僧等人得以综合体现。师徒四人的坚韧、乐观和大无畏，无疑均来源于历史上的玄奘。
二、（唐）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为玄奘口述，门人辩机编写，共十二卷，描绘玄奘取经过程中的见闻、经历，内容颇为驳杂，涉及我国西北和西域各国的地形、交通、特产、风俗、语言、历史、宗教、政治等等，对于中亚、印度等地的历史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然而《大唐西域记》对“八十一难”故事的直接影响似乎并不多见，其中虽多有取经苦难的记载，但并没有哪一难能与“八十一难”的具体故事相对照，不过其影响散见于各个细微处，比如：
东南入大雪山，山高谷深，峰岩危险，风雪相继，盛夏合冻，积雪弥谷，蹊径难涉，山神鬼魅，暴纵妖祟，群盗横行，杀害为务。
这段描写虽然简练，但却总括了取经路上遭遇的自然和人为的险阻。“八十一难”中艰难险阻、妖魔横行，山高水远的总体印象与这段描写不谋而合，区别无非是将“群盗横行”变成妖魔横行而已。
同时，《大唐西域记》中涉及到了西域各国的宗教、历史情况，尤其是西域各国的佛教状况，这些虽未化为“八十一难”的直接情节，但无疑为“八十一难”提供了蓝本和素材，比如“多敬外道，少信佛法”、“信受邪道，毁佛遗迹”的弗粟恃国和摩揭陀国，正是“崇道抑佛”的车迟国、灭法国的原型。
《大唐西域记》中提到的一些印度佛教故事，也对《西游记》“八十一难”故事有着深远的影响，旃檀功德佛乃是小说中唐僧修成正果的封号；释迦如来化鬼子母、罗莎女的故事则与小说中铁扇公主、红孩儿母子形象相近；龙池、降魔的故事与孙悟空闹龙宫等情节有类似之处。但总的来说，《西游记》“八十一难”直接取材于《大唐西域记》之处并不多，比如《大唐西域记》除自身的传记和宗教意味之外，更为突出的是历史地理价值，尤其是印度历史学不发达，许多历史资料、现象依靠《大唐西域记》而传，同时也保留了关于西北、中亚、印度丰富的历史资料。而“八十一难”的大致路线与《大唐西域记》基本一致，但是吴承恩毕竟缺少对西北、中亚、印度等地的实际考察，因此描写西域诸国之时大多仍以中原王朝为模板，甚至取材于江南风物，从这点可以看出，《大唐西域记》对于《西游记》的影响很有限，如描写火焰山时，所谓“斯哈哩国”，纯属拟声之词，足见戏谑。
“八十一难”对于《大唐西域记》的继承，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继承，玄奘“轻生死以涉葱河，重一言而之柰苑”，跋山涉水，远赴五印，此种行为和精神本身就是西游故事的源头，玄奘法师作为人类文明追求道路上的一位先行者，其对后世的影响不单单局限于佛教，他以血肉之躯远离乡关，跋涉万里之遥，远赴异域，这种行为和精神对于神魔小说无异于是最好的素材，因此，《大唐西域记》中玄奘的那种锲而不舍、勇猛精进的精神是“八十一难”故事的一大精神源头。
三、（唐）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玄奘弟子慧立所著，共有十卷，前五卷与《大唐西域记》可相互印证，描述的都是玄奘出身和西行的经过，而后五卷则是记载了玄奘与唐朝朝廷的一些诏书、奏表之类。
这部书虽是传记之书，但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学色彩，很多细节用传奇笔法渲染，颇多虚构和浪漫主义色彩，其中一些故事情节的起承转合已经具备，甚至涉及人物的心理、动作描写。“八十一难”中不但一些故事雏形渊源于此，甚至一些人物的性格也和此书描写颇为近似。比如书中描写少年玄奘，“非雅正之籍不观，非圣哲之风不习”。“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诵业易成，风骨难得。若度其子，必为释门伟器，但恐果与诸公不见其翔翥云霄，洒演甘露耳。又名家不可失”虽未带有神异色彩，但已经颇为美化，少年时便迥异常人，被誉为“释门伟器”。将一个普通少年塑造成一个天生佛门弟子的形象，应当说，在“八十一难”的发展过程中，唐僧性情中的正面一类，多是源于此书描写。
“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古曰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在这段描写之后，卷五又有泥壤城遇流沙的故事，这两处描写合二为一，酷似“八十一难”中第十五难“流沙难渡”。
“是时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魉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时如雨。……是时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不能复进。”而这段描写则完全和第四十七难“路阻火焰山”类似。
并且其中有玄奘法师与胡人换马的情节，变化为第九难“陡涧换马”，被困流沙的情节衍化为第十六难“收得沙僧”，丢失经文无疑是第八十一难“通天河老鼋沉经”。
此外，比如其中描述唐太宗对玉门关的禁关之令，可以看出“八十一难”中师徒四人的“通关文牒”原型，四人虽不再有偷渡玉门之举，但每关每国须得君王放行，其渊源大致在此。又有高昌国王威逼利诱，以死相挟，方才放行，似乎又可看见女儿国王强留唐僧的雏形，至于众多的“逢五贼”、“逢五十贼”之类的描述，可以看出，不独《西游记》，历来的“西游故事”之所以能敷衍为神魔，不单单是取经本身的宗教性质，很大程度上和《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描写的玄奘屡经劫难有着极大的关系。
通过以上的史书记载，其实可以看出，无论是作为游记类作品的《大唐西域记》，还是作为传记类作品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外还有冥祥的《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传》、道宣《续高僧传》等等，均为“八十一难”的形成提供了底本和来源，正是这些史料才使得“八十一难”的整体框架、细节描写以及人物性情逐渐形成、丰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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