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利俊
【按】 2022年9月25日， 是我国近现代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先生诞辰141周年纪念日。为真实真情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深切缅怀，特编发本人早年在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答辩时的研究论文《鲁迅关于文艺的真实性理论的基本内涵》，并与广大友朋学人共勉。
——王利俊
鲁迅关于文艺的真实性理论的基本内涵
王利俊
鲁迅先生不但以优秀的文学创作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树立了典范，而且推进了文学观念的改造，在文艺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鲁迅关于文艺的真实性理论，就是其文艺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独特的价值内涵，闪耀着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光辉，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宝贵财富。
一、鲁迅特别提出、精辟阐述文艺“真实性”的观点，并使“真实性”成为最早成熟的中国现代文论观念
“真实性”指反映事物真实情况的程度，特指文学艺术作品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正确程度。“真实性”一词原本是西方的文艺理论概念，自柏拉图开始，西方文艺理论家都把艺术作品和真实的关系置于极其关键的地位，纷纷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创作实践进行理论概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观点和看法，归纳起来主要包括“模仿说”、“镜子说”和“再现说” 三大流派。鲁迅基于批判封建主义“瞒和骗”的文艺之现实需要，率先将其引入中国文论领域，并紧密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赋予其全新的含义。
鲁迅的文艺思想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但真实性问题始终是他观察文艺问题的中心。“真实性”这个源于西方的概念，之所以会最早进入鲁迅的视野，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之一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的虚伪的、虚假的、欺骗的和不敢正视现实的弊病，鲁迅的“真实性”观点正是在批判封建主义文学的“瞒和骗”的过程中阐发的。
在鲁迅看来，“瞒和骗”是违反真实性的，是与艺术相敌对的。1925年，鲁迅在《论睁开了眼看》的重要文章中说：“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自己不觉得。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文艺上的真实性问题，从根本意义上说，是唯物主义的反映论问题。虽然鲁迅最初的认识，还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高度，他所理解的文艺的真实性还主要不是第一性的真实，而是第二性的真实，但他所强调的主观世界的真知、真情，所热切期待的文艺的真声音，却是根源于生活实践，不仅来自对客观现实周密的比较鉴别和广博的见识，还来自人民的心声，反映大众的愿望，是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上的。在《摩罗诗力说》里，鲁迅着重强调的是“诗力”——艺术的、精神的力量，强调的是“作至诚之声”——喊出真诚的声音，这是有其鲜明的针对性的。
鲁迅在批判中国封建主义文学的“瞒和骗”的过程中，还重点抨击了中国封建时代的“十景病”和“团圆主义”，指出“十景病”是中国国民性的祖传病态之一，这种病态的要害是掩饰缺陷；“团圆主义”的“曲终奏雅”，则完全是撒谎，是对黑暗现实的粉饰。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鲁迅的文艺“真实性”概念的提出，完全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所作出的理论选择，已经有现代的独立的眼光和立场。正是鲁迅对于“真实性”的精辟而深刻的阐述，才使得“真实性”这个舶来品成为最早成熟的中国现代文论观念。
鲁迅的文学创作有高度的自觉意识、有明确的追求目标、有坚定的执著意志，全部创作都围绕着改造国民性这个核心，呈现出一种思想家的特质，一种现实战斗精神，一种现代反抗意识，超越了个人人格特征，显示出一种民族魂。鲁迅对现代文学在多种文体形式上进行积极开拓，并且显示了新文学丰富多彩的文学风格的形成，始终站在新文学的制高点上，成就了杂文等现代文体的辉煌。鲁迅对农民、知识分子和妇女命运的关注和描写，对整个现代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鲁迅所追求的文艺的真实性，是作家的真情与生活的真相的有机融合
文学说到底是人学，鲁迅所追求的真实，不仅是社会背景的真实，生活描写的真实，还有人物性格的真实:所谓“消融了内面精神与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 这种真实性乃是作家的真情与生活的真相的有机融合，也是文艺创作的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没有这种融合和统一，就不可能产生文艺的真实性，不可能有真的新文艺。
鲁迅提出的“真诚地，深人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口号和“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 的现实主义的描写方法，不仅是对唯心主义的“瞒和骗的文艺”的痛斥，而且也是对自然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形而上学等创作思想的批判。在鲁迅看来，所谓“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绝不意味着用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现实，也就是现实有什么，就反映什么。所谓 “如实描写”，并不等于什么都可以写，并不等于如实描写生活中的个别事实，也并非一定指历史的真实。鲁迅要求“并无讳饰”的真实，就是要求排除同客观存在不一致的主观的东西，敢于如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敢于按照生活的本真去描述它的矛盾和斗争。这正是唯物主义的文艺观与唯心主义的文艺观的根本区别所在。
鲁迅坚持现实主义，首先是坚持写真实，坚持文艺要描写客观实在的真实。他译作的取材，主要都是着眼于“如实描写”的成就。当然，鲁迅所理解并追求的客观存在的真实，又不是虚妄的渺茫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是客观主义、自然主义的真实，而是能动的反映论的真实，他是把反映社会和影响社会相结合。
艺术的真实来自生活的真实，鲁迅突出地强调了这一点，但他同时认为：艺术的真实又不同于生活的真实，这种对生活的提炼或提高的真实性，具有积极的反作用。鲁迅反对艺术上的虚无主义、爬行主义和悲观主义，主张积极的“写实主义”，坚实地立足于现实的土地上，紧张地探索着，热切地呼唤着，通过艺术的描写，适度地展示出历史发展的意向和革命事业的光明前途。
鲁迅认为，文艺的真实性问题，不应该只是客观地观察和描写生活，而应该以火一样的战斗激情和真情去对待生活，“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去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这就是鲁迅所提出的口号，也就是他所追求和揭示的文艺真实性的目标。鲁迅反对靠事实取得真实性，就是反对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反对自然主义的创作方法。由此，如果只强调鲁迅正视现实的精神，只从“如实描写”表现了文艺源于生活的观点来论证鲁迅的真实观，就显然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因为鲁迅同时要求作家“正视现实社会”，“以火一样的战斗激情和真情去对待生活”。
文艺创作必须以社会实践为根据，而不能从主观思想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早就反复阐明过的文艺创作的根本原则。古今中外一切成功的文艺作品，都遵循了这个根本原则。鲁迅指出，文艺创作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成其为艺术；生活的真相是第一性的，离开了这一点，就谈不上文艺的真实性。他并不反对主观能动性，而是反对主观主义的“夸张及腹测”，反对漫无节制的主观随意性。他并不否认体验、体察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而是认为体验、体察必须以生活经历为基础，主观的能动作用不能脱离客观的现实，否则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他要求真情与真相的有机统一，既要重视感情的作用，也要防止感情的滥用，而对于那些“无真情，也无真相”的文艺，其批判是不遗余力的。
三、鲁迅所追求的文艺的真实性，是真实性与典型性的完美结合
坚持把艺术真实上升到艺术典型的高度，把真实性和典型性相结合，把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紧密联系起来，这在鲁迅后期的有关论述和作品中，得到了自觉的阐发和运用，焕发出夺目的光辉，标志着鲁迅唯物主义文艺思想的重大进展，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杰出贡献。
文艺的真实性问题，首先是作品所描写的客观生活的真实，也就是题材的真实。鲁迅的题材观，首先是反对题材无差别论。他总是联系题材的有无意义、以及大小之别、重要与否之别，来考虑其真实性问题。他认为，把没有意义的事和人写进作品，即使十分逼真，这作品也没有价值。为了艺术的真善美，他反对生活中有什么就写什么，而主张暴露丑恶也应该严于取材，不要把“鼻涕狗粪”式的事物写入作品。
鲁迅承认题材有大小之别、重要与否之别，这是由于题材本身所蕴含的社会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都存在差别的缘故。处在社会斗争空前尖锐的时代，鲁迅强调文艺的真实性，首先着眼于时代的真实性，而不满意寄情于“山水花鸟”，追求“小摆设” 和“身边琐事”的真实。他要求青年文艺家应当“扩大眼界和思想”，关注更能反映我们时代的真实、社会人生的真实。
为了真实地反映时代，反映社会生活的矛盾和斗争，鲁迅在题材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著名主张：“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不可将一点琐屑的没有意思的事故，便填写一篇，以创作丰富自乐。”作为无产阶级作家，鲁迅总是引导前进的文艺家注意社会现实，关心现实斗争，选取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1936年，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的口号，认为这种文学“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个口号概括了他在文学的题材和思想上要求写出同民族革命战争有关的、反映人民大众生活和思想的主要观点。
鲁迅根据文学作品的作用和影响，肯定艺术描写需要有所概括，而要做到这一点，主张作家必须深入生活的漩涡，知道革命的实际，了解敌人的状况，扩大创作的视野，“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文学艺术具有教育人民群众的作用，作家也就有义务熟悉他尚未熟悉的生活。鲁迅对于生活的这种积极的态度，说明了他的现实主义是富于生命力的，充满着革命的理想和内容。
鲁迅对于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联系与区别，具有科学的认识。怎样使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关键是创造典型形象，让真实性在“艺术典型” 形式中表现出来。鲁迅追求艺术真实，在创作上就是力图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选取富有代表意义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鲁迅在法捷耶夫《毁灭》后记中对作者“选出代表来”的做法赞赏有加，就是肯定了个别反映一般的创作规律的运用。
用生活中许多人的某些特点，融合成为一个形象，没有较高的本领是不易成功的。鲁迅的思想艺术才能正表现在这里。他小说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 《阿Q正传》等小说发表后所引起的广泛社会反响，就是其典型创造取得最大成功的明证。这种典型创造论，在其后期的杂文、诗歌、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更是得到了完全自觉的贯彻，进而从科学文艺论的高度，丰富了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典型论。
鲁迅把艺术真实放在艺术典型中来表现，不仅指人物形象的创造，还包括典型环境的描写。他的小说尽管篇幅较短，但每个主要人物的性格几乎都是典型环境中的必然产物。我们熟知的“孔乙己”这个艺术典型之所以栩栩如生，真实可信，就是与作者重视描绘人物活动着的那样一个具有历史具体性的典型环境分不开的。“孔乙己”这个艺术典型，完全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典型，他的每一言每一行，他的每一点心理因素，他的每一次性格表现，都渗透着尔虞我诈的人吃人的血泪，染上了最浓烈的腐朽没落的封建社会色彩，这就自然而然地为“孔乙己”悲剧的产生和演出提供了典型环境，进而达到了高度的艺术真实。
艺术的力量决定于它楔入现实的深度，要求一篇作品能够动人，便连具体的细节，也应该是生活的闪光。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前期的小说在塑造主要人物时已经注意到东西环境的描写，并把它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上来。后期的理论和创作，更是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之上，即使是历史小说的创作，也辩证地处理了人物与环境的关系，既写出人物活动环境的历史具体性，又具有针砭现实的深远的概括意义。现实小说《二月》中“肖君”的形象如此，历史小说《起死》中“庄周” 的形象也莫不如此。
四、鲁迅所强调的文艺的真实性，是真实性和倾向性之间的辩证统一
优秀的文艺创作和文艺作品，都应该做到真实性与倾向性的辩证统一。鲁迅的文艺理论是这样主张的，他的文艺创作也是这样实践的。鲁迅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正确地揭示出文艺的真实性与文艺的倾向性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特别是后期鲁迅的社会实践，是有着明确目的性的实践，是在共产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实践，这种实践本身就体现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这就为他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奠定了真实性与倾向性相互作用、彼此统一的坚实基础。
共产主义者鲁迅的文艺思想，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其理论基础的。鲁迅首先在社会斗争中深入地把握了阶级观点，他公开宣称：“无产者文学，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在鲁迅看来，文艺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应该是战斗的，它必须适应革命发展的形势，时时在激烈的斗争中负起自己的任务。针对当时一部分作家的思想，他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说明了艺术的战斗的规律，指出“为艺术而艺术”的思想在其发生的时候，本是对于一种社会成规的革命，就中国而言，“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代，确是革命的，因为当时是向‘文以载道’说进攻”，到了三十年代，却失去了“反抗性”，转过来成为“压制新文学”向革命道路发展的阻力了。它们“对社会不敢批评，也不能反抗，若反抗，便说对不起艺术”。这就揭露了这一流派从革命到不革命以至阻挠革命的实质，武装了当时文艺青年们的思想。
正是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出发，鲁迅突出地强调了世界观的作用。还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倡导时期，他在一篇题作《革命文学》的文章里就说过：“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鲁迅认为，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之一，革命文学不但要表现工农群众，还要从无产阶级立场观点上表现工农群众。他劝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克服思想上的弱点，一方面“致力于社会科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抛弃一切空洞的幻想，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他对知识分子的动摇性提出了严厉的批判，而归结论于：“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和当时一部分人的认识不同，鲁迅还指出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苦过程。
在鲁迅看来，革命文学在成长过程中必须锻炼自己的队伍。作家深入实际斗争，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建立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世界观，这是文艺与革命关系的轴心，也是改变中国现代文学面貌迫切的任务和重要的条件。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要求作家去描写新的生活，同时也要求一切描写新的生活的革命文学能为人民群众所接受。联系着中国的实标，大众化问题在鲁迅的文艺思想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早在文艺大众化问题尚未提出的1929年，鲁迅就说过：“新文学兴起以来，未忘积习而常用成语如我的和故意作怪而乱用谁也不懂的生语如创造社一流的文字，都使文艺和大众隔离。”在使文学冲破士大夫阶级的掌握，努力与人民群众接近的“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鲁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并不自满，时时觉得自己在文字上乃至思想上都还背着“古老的鬼魂”，不能做到通俗易懂。这种感觉到了后期更力强烈。
鲁迅反对把大众文学当作“文学中的一个旁支”，没有把普及和提高割裂开来。他主张作家和实际接触，创造为群众能懂爱读的作品，其目的是为了中国新文学的成长和发展。在论文和杂感里，他曾多次强调作家要为现在而斗争，“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将来。”一切都从革命出发，从现在出发，这是鲁迅精神里最突出的一点。
鲁迅指出，在处理人类文化遗产的承续和发展关系上，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借鉴而不是膜拜，是采取而不是硬搬。在《拿来主义》里，鲁迅从批判与继承的关系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他把遗产比作一所祖遗的大宅子，认为重要的首先是把它“拿来！” 接着便批评了三种不正确的态度，最后得出结论：“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一方面强调继承的重要，一方面又说明必须经过批判才能继承，他对于中外文艺遗产总的态度是：“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他的精神里充满着革新和创造的要求。惟其如此，他才感叹“关于取用文学遗产的问题，潦倒而至于昏聩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而要求挑选的人能够“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这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做到的，所以他在《集外集拾遗·〈引玉集〉后记》中又说：“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
鲁迅肯定批评家有责任对作品提出批评，而作家也有权利对他不同意的批评提出反批评。他把自己的意见归纳为：“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如果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能够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这些都是文艺批评工作中具有原则意义的问题。鲁迅又非常重视批评的倾向性，他希望中国的批评界，能够有“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综上所述，鲁迅所追求的文艺的真实性，是作家真情与生活真相之间的有机融合，是真实性与典型性之间的完美结合，是真实性与倾向性之间的辩证统一。鲁迅的文艺真实性理论，是其文艺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内涵丰富而深刻，具有严密的科学性和独特的价值。鲁迅文艺真实性理论，是战斗的而不是静止的，是富有生命力的行动向导，而不是抽象的“学院派”的空谈。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披荆斩棘，开山引路，其文艺理论不仅是克敌制胜的依据，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树立起崭新的标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成长时期具有翼盖一代的意义。鲁迅所发挥的革新和创造的精神，比之莱辛对于德国文学，狄德罗对于法国文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用毛泽东主席的评价说，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2022年9月25日 改于青城-竹园斋
【参考文献】
[1] 陆贵山.艺术真实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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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郭志刚、孙中田.中国现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5]朱栋霖、丁帆.中国现代文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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