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余华的长篇小说《兄弟》获得了2022年度俄罗斯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文学奖。这是当今俄罗斯最负盛名的文学奖之一，以托尔斯泰居住了一生的庄园命名。余华成为继帕慕克、略萨、奥兹等文学大师之后，第一位获此奖的中国作家。
（颁奖现场，余华以视频的形式发表了获奖感言）
在首次出版十七年后再度摘得国际大奖，足见《兄弟》超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被这部小说吸引，边读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读书笔记，有人还不忘调侃：听说奖金有120万卢布，这下余华可以靠《兄弟》活着了！
与此同时，余华和罗翔这两位“互关”已久的网友相聚在北京胡同里的PageOne书店，在秋风习习的露台上进行了一场畅快的对谈。《兄弟》是一部跨越四十年的平民史诗，小说中的李光头和宋钢两兄弟的故事映照着每一个在时代巨浪中沉浮的普通人。对谈现场，60后的余华、70后的罗翔，加上主持人——90后的B站UP主“我是黄鸭兄”，同样跨越四十年的三代人围绕《兄弟》这部包罗万象的宝藏小说，从天亮聊到天黑，展开文学与法学，再到哲学的交汇碰撞。
（对谈现场照片）
罗翔：读《兄弟》读到凌晨，读完更睡不着
回忆起《兄弟》的创作过程，余华最感慨的是，他努力做到没有任何回避，一鼓作气地写到了底。年轻时，余华学习到的写作技巧是，碰到写不好的段落，可以用“半年以后”“一年以后”绕过去。当他作为一个作家逐渐成熟后，便希望自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托尔斯泰一样，正面迎击叙述中的困难。“《兄弟》对我来说，是一部篇幅那么大，却没有‘半年以后’的小说。”
这部毫无回避的长篇力作带给罗翔极大的震撼。他最直观的阅读体验是，“你读了就要一口气读完，不愿意停。”读完后已是凌晨三四点，却久久睡不着，感到非常沉重。“但这种沉重本身让人思考。”例如小说上半部中宋凡平的惨死让他看到，社会中的法治一旦失序，人性中的邪恶就会无穷无尽地释放出来。而在下半部中，余拔牙、王冰棍等人一夜暴富后陷入的极度空虚，以及因此做出的种种荒唐举动则让他反思，也许真正的幸福不是物质上的极度富裕，而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和满足。人性的扭曲，时代的荒谬，个体的选择，都浓缩在了这部小说中。
余华：我写《兄弟》的时候是一个“病人”
《兄弟》是一本让人又哭又笑的书，尽管书中的人物命运令人唏嘘落泪，但余华幽默的叙述却让人忍俊不禁。这种叙述方式令罗翔想起一个关于小丑的故事：剧场着火，小丑跑上舞台让大家逃跑，观众们却以为一切都是小丑的表演，不禁鼓掌欢呼，最后都被烧死了。这个故事提醒读者，幽默并不只会带来笑声，它还承载着一种警示。
余华沿着这个故事继续讲道，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剧场，所有人都置身其中，如果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并非只有台上的人有份，事实上，任何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个社会中美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分享一份，丑陋的东西我们也有一份。”
他进而说：“写《兄弟》的时候，我是一个病人。我写下这个社会中的弊病，即使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甚至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也会有一份。”正如鲁迅，人们都认为作为作家的他是“医生”，但余华却敏锐地指出，“鲁迅根本不是医生，鲁迅就是一个病人，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就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病人。”
他观察到，当今社会中总有人将自己置于监督和批评的角色，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是他人造成的，而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这就好比后面的海浪批评前面的海浪把村庄给淹了。”
余华：写作就是精神内耗，我已经内耗了40年了
小说中的李光头和宋钢是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有着截然相反的性格，并因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李光头是个没心没肺的“无赖”，却过得逍遥自在；宋钢却总是瞻前顾后，思来想去，活得非常疲惫。用如今流行的话来说，他是个“精神内耗”严重的人。
谈到这个词，两位嘉宾都有自己的理解。余华将精神内耗类比为写作的过程，“写作就是在寻找出口”，在没有找到出口的时候，作家会迟疑不决，不知道该怎样写才好。从这个角度来看，精神内耗也有积极的意义。“内耗就是希望自己做得更好。不内耗的话，寻找出口的动力就没有了。”有的时候，“通过不断内耗，我们才能发现自己的内心有多么宽广。就像我不去写作，我就无法知道我能够写下这么多的人物。”
罗翔则理性分析，内耗需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他引用尼布尔的名言：“对于不能改变的，请给我力量让我去接受；对于可以改变的，请给我勇气让我能够改变。”重要的是，要学会区分这两者，跟“可耗的”鼓起勇气耗下去，而对于”不可耗的“则要及时止损。”躺平有时，积极有时，休息有时，工作有时。”这才是一种智慧而舒适的人生状态。
余华幽默地安慰处在精神内耗中的年轻人：“写作就是内耗，我已经内耗40年了。不用担心，会走出来的。”
余华：既然我们不能决定剧情，那就说好自己的台词
聊到小说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up主黄鸭兄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女性人物——林红。她的结局令许多读者诧异和痛心，但回顾她的一生，似乎她做出的选择在当时来看都是正确的，最终却推着她一步步走向了深渊。这也是《兄弟》的一个重要主题：面对命运的不可知，我们应该如何选择？
余华仍然用剧场来举例：如果说我们演出的剧情不是自己能决定的，那么我们能做的就是说好自己的台词。“因为有的时候台词会改变剧情，这是我写作的经验，某个人物说了一句话之后，情节变了。”“要相信自己的力量会改变剧情，在命运的关口，说好自己的台词。”
罗翔则讲到自己在阅读《兄弟》时的一个感触，他认为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总是活在对过去的悔恨中，也活在对明天和未来的忧虑中，唯一没有做好的就是负责任地过好今天。尽管我们相信命运的神秘莫测，但依然要顺势而为，不负今生。明天的不可知更加提醒我们，我们唯一能把握住的就是今天。
罗翔：我们需要责任的牵引，让爱变得厚重和踏实
尽管《兄弟》中充满现实的荒诞和命运的残酷，但也同样闪耀着人性的温度和爱的巨大力量。李兰与宋凡平的爱情、李光头与宋钢的兄弟之情，都令读者感动不已。谈及此处，余华也不禁动容。他讲到，驱使他完成这部小说的就是这种人性中美好的部分。“这好比是你在暗夜里行路需要有光一样，假如没有那束光的话写作就无法往下走，我一直在寻找这种美好的东西。”他认为，作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两个品质一是幽默感，二是有同情和怜悯之心。
然而，爱也不是必然会导向好的结局，或者说，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该如何爱。就像小说中李光头曾用尽一切手段追求林红，结果却只是把林红推得越来越远，直到他成为百万富翁也没能找到自己的爱情。罗翔认为，人因为孤独而天然地渴望爱，这是一种先天的爱的能力；但爱也需要后天学习，才不会走向自私和自恋。“我们需要一种责任的牵引，让我们的爱变得厚重和踏实，变成对别人的成全和对自己的成全。”
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兄弟》所描写的时代的延长线上，依然在混沌莫测的浪潮中寻找着自己的支点，在荒诞的现实中寻找人生的真相。这也许正是这部小说仍在被不断阅读与讨论的原因。
正如罗翔所言，小说与法律案例一样，都是在探讨人在某种情境下会做出的反应与选择，为现实中的人们提供借鉴和反思的价值。人性便在无数种选择中不断展开，最终抵达一种永恒的普遍性。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生命力便来源于此。
“从特殊抵达普遍，这就是文学的价值。”余华说道，“也是法学的价值。是一切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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