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瓶梅》的语言价值
《金瓶梅》是一部划时代的文学巨著，也是一个空前规模的语言数据宝库。
文学史家看重它的艺术成就。
它是传世的最早的长篇小说之一，是反映平民生活的 风俗画卷，而且是构思完整、描绘细致的作家独立创作的真正艺术品。
对于同一种现象，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也应该高度评价。汉语史家从「风俗画卷」 看到了语言材料的丰富多彩，从「独立创作」看到了语言数据的统一均
匀。
一部百万字的鸿篇巨制，写到了八百多各色各样人物的言谈举止，而且主要人物都 属于市井细民，衣食住行，百态毕具。语言数据，特别是口语数据的丰
富，是前此任何文献都无法比拟的。
而且，整部小说基本成于一人之手，写作时代稳定明确，这又比各种文集语录的语 言性质单纯得多。
特别是中国和日本都发现了明代刻本《金瓶梅词话》，这种早期刻本未经后人过多的改篡，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作品朴拙真实的语言面貌。
这样的语言数据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它相当全面地反映了特定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现象。
《语言研究论文集》
《金瓶梅词话》反映的是什么时代什么地域的语言呢？ 在时代上没有太大的疑问。
尽管对小说的创作时间有各种推测，但都不出明代嘉靖、 隆庆、万历三朝近百年的范围。可以肯定地说，它反映了明代中后期的一种语言的面貌。
在地域上认识也渐趋一致，是一种北方话，只是词汇方面吸取了当时吴语的某些成 分。
见过早期抄本、熟悉初刻情况的沈德符，有一段话很有影响。
……无几，则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至五十七回，陋儒补以入刻， 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穿，一见知其赝作矣。
（《万历 野获编 ‧ 词曲 ‧ 金瓶梅》）
沈德符的话告诉我们，除了补写的53-57 回里偶有吴语成分（「时作」而不是「多作」） 以外，他见到的手抄本和初刻本是没有吴语的。
是用什么话写的呢，他没明说。但是，既然他指吴语为鄙俚，当然视原作为典雅，那就只能是明代的官话，亦即北方话。
沈德符是秀水人，即今日浙江嘉兴一带的人，是地道的吴人。所以，他判定原作不 是吴语。这个结论是有权威性的。
《金瓶梅》是用北方话写的，可以说是古今基本一致的看法了。
但是文学史家和语音史家都不肯就此为止，因为「北方话」太笼统了，包括了大半 个中国。要缩小所指的范围，争论就又大了。
势力较强的一派，应该是「山东话」说。
《金瓶梅》问世百余年后，陈相为张竹坡评点本《金瓶梅》作跋，认为《金瓶梅》有 山东土白。
近代的郑振铎、鲁迅、吴晗，也都认为用的山东话。他们都没有就此作严密的例证，大概是凭一种直感。
这种直感很该重视。因为：
第一，这些人都不是山东人，并无乡土偏见；
第二，这 些人也不是专门的语言学家，却有着共同的一种综合印象。
从语言学角度看，确定语言的性质，应当凭据语言事实的归纳，凭借语言之间的比 较。比较需要有参照物。
《俚语俗谚》
山东话自然是参照物的首选代表。
大家都知道，《金瓶梅》拟置的地理环境是山东 清河、临清（现在清河划归河北，仍属临清邻县）；现存词话本署名作者笑笑生，前署籍贯为「兰陵」，即
今天的山东枣庄市东部（不太可能是南兰陵武进）。
仅据这些是不够的，但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有两点很发人深思。
其一，小说中提到的临清、清河的地名、地物，多数为临清历史上实有，不少至今犹存。
其二，小说人物中山东地方官吏，凡明代史料可查实有其人的，多数确实是山东籍或有过在山东为官的经历。
因此，判定《金瓶梅》作者即使不是山东人，也应长期在山东生活，熟悉山东特别 是鲁西临清一带的地理风俗语言，这不能算妄加猜测。
如果《金瓶梅》的语言反映了当时鲁西方言的特点，它也不会跟四百年以后的现代 鲁西方言完全一致。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二、专书语音研究的重要性
什么原因促使我们对《金瓶梅》的语音做专门的研究呢？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汉语史的研究近十余年有很大发展。
特别是，对于专书语言研究这种基础工 作的重要性，已渐形成共识。
研究专书词汇、专书语法的论著已有很多。相比之下，专书语音研究文章却很少，对专书进行声韵调系统研究的论著，更有待于方来。
第二，语音、词汇、语法的发展是相伴相生的，三方面的研究也是相互促进、共同 发展的。
但就目下而论，语音研究的薄弱，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词汇语法研究深入发展的障碍。
对一个时代、一部书语音面貌的模糊认识，常导致词语、语法认识的失误。（这种形势在近代汉语研究中尤其突出。）
我们可从《金瓶梅词话》中选些例子，说明语音认识的作用。
「招放、着放、抬放」一组词语，如果我们不了解那个时代的语音系统中已经没有入 声，不了解「容纳」义的「着」已跟「招」读音相同，对上述几个词
语和语法构成就难以正确认识。
了解了语音特点，就会知道，「着放」是个并列结构的词，意思是「容纳」；而「招、照」只是「着」的同音替代字，「抬」又是「招」字的讹错。
「扛」在《金瓶梅》中多次当「用言语顶撞」讲。如果我们知道，早在宋代「工」声 符字（江摄）跟「亢」声符字（宕摄）已经韵母相同，许多方言中
「扛」跟「抗」声调相同，表示的是同一个词，就可以理清这组词的词义引申的脉络：用肩承担─用肩头撞─用言语顶撞。
专书语音研究为什么难以开展，这显然跟汉字特点有关。
历史上的语言情况，凭借书面数据得以保存。汉语历史数据是用方块汉字记录的。
文字都是以形体通过语音去表达语义的。但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难以据字形得出
正确的读音认识。这种字形和音义脱节的现象，在近代汉语数据中尤为突出。
面对近代汉语书面数据，我们从字形或字义两方面去推知字音都遇到新的困难，缺 乏有力的直接工具。
从字形来说，近代出现了大量的新形体。笔划的省减、草楷转换的变形，造成了一 些新字，难以据旧字书去确认。
新形声字也已经打乱了《说文解字》的谐声系统，甚至反映中古音的《切韵》也帮不上忙。
从字义来说，近代出现了大量的新词语。
从外族语或方言借入的词语，不符合传统 的构词法，有的只是音译记字，我们无法据旧字书规范的字义去认知。
据方音来借字记词方法的大量运用，使一些本不新鲜的词语也改换了面貌，导致误解。这个时期的文献，总的说来尚缺乏严谨的传注资料，对词语的认识
多有模糊不确之处。
据书面数据去研究语言，还有一个颇为棘手的字形错讹问题。例如上文说过的《金 瓶梅》「扛」一词，又写作「讧、证、相、像」，从字形上，从字义上，都很难发现它 们跟「 kang 」音有什么关联。
这牵涉到诸多问题：构字规律（更换形符「扛～讧」），草楷 转换（形近误写「讧～证」「扛～相」），繁简转换（「证～证」），同音替代（「相～像」）。
我们把这种曲折的变化称为「辗转讹变」。前文提到的「招放」一组词形，「着～招～ 抬～抬」的变化也是辗转讹变。近代汉语数据中，这种辗转讹变现
象并不罕见。
不作必要的校勘，表面化地利用来研究语言就会造成失误，利用来研究语音就更危险。
《汉语方言词汇差异比较研究》
三、《金瓶梅》的语音研究
(一)《金瓶梅》语音的系统性
我们说的《金瓶梅》的语音系统，大致是指其作者的方言音系。
任何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系统。跟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比较，语音系统更有稳定性、 它必须以一个具体方言音系为标准，声类、韵类、调类有数，结构关
系明确。
有人认为，《金瓶梅》是集体创作，而且可能作者们不是操同一种方言。
但是，即使持「集体创作」说的人，也总承认有一个「写定者」或统一全书文字的 「主编」。
《金瓶梅》毕竟不是论文集，而是情节结构完整、血脉贯通的一部小说。这个写定者或主编总不会南腔北调，应该有自己的方音习惯，有稳定明确的语音
系统。
不能不承认，《金瓶梅》在抄刻流传过程中，会有书手刻工的有意改补或无意讹夺， 这给小说语言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但是，只要我们详加校勘，这些问
题可以逐步认识纠正。
而且，从总体上把握语音系统的框架，又是校勘的有力工具。讹误再多，也不至于遮蔽了总体框架。
我们认为，《金瓶梅》的语音系统是客观存在的，认识它是完全可能的。
(二)研究《金瓶梅》语音的条件
跟其他近代文献资料相比，《金瓶梅》更适合于做语音研究对象。
第一，本身有可供研究的丰富材料。材料可分为三类。
1. 谐音双关材料，包括谐音姓名、谐音故事和谐音歇后语。它们可以准确地反映词 语之间的同音关系。
《金瓶梅》描写的是商业兴盛带来的城市风情和市民情趣，这类谐音材料随处可见。
2. 韵语。包括清唱词曲、证词600 首以上，还有大量的活跃在人物口头上的押韵谣 谚。
它们可以集中地反映韵母系统，其中谣谚更能反映口语的语音情况。
3. 俗字。包括同音替代字和新造形声字。
《金瓶梅》作为通俗文学作品，用字不求 规范，同一词语常写作不同的字形。
大量的俗字给考察词义带来了困难，也给考察字音带来了机会。
只要根据语境或比照其他文献弄通了词义字义，就可以跟通用字形（本字、正字）比较，从同音字的选择、新字声符的选择考见音类的变化规律。
第二，校勘训诂成果相对丰富。
跟其他近代文献相比，《金瓶梅》以其文学价值得 到世人特别的青睐。问世以来就有赏析评论文字。
二十世纪三○年代词话本发现并刊布以后，尤其是八○年代以来，对其做研究的日见其多。
研究成果中包括不少校勘训诂内容，足资语音研究的参考。
第三，《金瓶梅》语言的时代地域比较确定，同期有各类字书辞书可作参照。
像梅 膺祚《字汇》对俗字的注音释义，毕拱辰《韵略汇通》对官话语音系统的分析，都可以提供切近的参考。
又因为《金瓶梅》去今未远，现代北方方言，特别是鲁西临清一带的语音现状，也可以做重要的直观参照物。
《明清山东韵书研究》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张鸿魁<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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