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书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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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倩

  在读书的问题上,有些“过来人”很不老实。简单说来,无非就是显摆自己读书早、起点高,先知先觉。但对当代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真正先知先觉的人,寥寥无几;不主动去胡作非为,稍微明白点事理的,已算是牛人。

  我认真读书,是从大四开始的。照此算来,已有三年时候。三年来,从头到尾一气读完的,大致有三百多本;我自己买的书,虽无统计,但我估计,应该有近千本。单从数量上看,算不上多。但对我这个穷学生而言,已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我身边的,只是我藏书的一部分。从大四开始,每年六月学生毕业时,我都要卖掉一些书;大部分是读过的,还有一些太差的。另有一小半图书,因为没地方放,陆续寄回老家,为此花掉的银子,亦有数百元。

  前些日子,有朋友建议,说我应给自己的藏书,编写一个简单的书目。并举例说,某书商曾为自己经手的书编制目录,不想日后竟成目录学经典。我藏书无多,加之读书时间紧,因此一直没做此事。今日突发奇想,觉得写一个简单的买书日志,记录一些基本的信息,日后读来,恐怕还有些意思。买书日志,因此开始。

  晚饭后,散步至北大门旧书店,刚好有一批书到。尽管只有二十元钱,但还是买书二册,计十元:刘龙心的《学术与制度:学科体制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建立》(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和美国学者阿伦·李帕特的《选举制度与政党制度——1945—1990年27个国家的实证研究》(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二本书的译者,特别在“译后记”中强调了他对方法论问题的关注。我对社会学不甚了了。但从目前了解的一点信息看,国内社会学界在方法论方面,尚处于很落后的阶段;能熟练运用数理方法进行有效研究的,太少。曾与朋友谈及此事,结果引来一通批评;习人文学科的,不少人似对数学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仇恨。我的意见是,我们不能因某一种研究方法有其明显的缺陷,就拒绝采用这种方法(如果我们坚持这样一种态度,那最终只能取消所有的学术研究,因为没有一种研究方法是完美的);或者因为想偷懒,因此而不惜为一种更陈旧的方法提供某些似是而非的辩护。那都不是求知的态度。

  说到此处,忍不住想谈一下“学科之争”的问题。这是一个老问题。当年的康德,就曾专门为哲学与神学之争的问题,写过大块文章。大学内部,学科之争是一桩无论如何都没法消除的事实。其中既有学理之争,亦有利益之争;但在一个不健康的学术环境中,更多利益之争。单从学理层面看,学科之间的争论与对话,对各自的发展并非无益。有时甚至还有好处。想一想,只有一两个专业的大学,还能成其为大学吗?但从我有限的了解看,现在的问题在于,部分学者因为自身知识结构的严重缺陷,而对其他学科持一种肤浅的敌视态度。人都有知识盲点,甚至某些创造性的学者,较之其他一般学者而言,盲点更多。但无论如何,这都不能为自己的无知提供辩护。因为这不仅关乎自身的学术发展,更会对自己的学生产生影响;而由此造成的缺陷,对学术研究而言,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最近一两年,与朋友谈论较多的,是如何对待考据的问题。我的意见是,考据当然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对某些学者而言,因为各方面的原因,他只选择在考据方面下功夫,当然值得尊敬。但是,如果有人说除了考据,其他都是狗屁的话,我就很难认同了。治学方面,你有自己的理路,这当然很好;但这并不能为你蔑视他人的劳动成果提供任何理据。尽管专业有别,但在人文领域内从事诸如历史、文学等经验性研究的学者,考据的功夫,应是一种基本的训练。但有考据功夫的,亦大可不必为此而自傲;因为说到底,这只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基本功。

  求真之路,任重而道远。

  二○一○年九月十五日晚于寝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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