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7年，吴建平在东方明珠上放眼望去，发现脚下还有大片老旧不堪的民宅。他被正在扩张成型的交通干道和高楼大厦与同时存在的生活气息所吸引，决定开始拍摄这个题材。这一拍就是十年，在他拍摄浦东人家的过程中，最让他惊讶的是居住在棚户简屋里的浦东人那种超然于日常生活的艰辛与居住条件的窘况之上的张力。浦东人的忍耐、善良、明理和对生活的乐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本文作者云讷是《上海相册II》最小的作者，她并没有关于那段时期浦东的记忆，但在文章中，她以“我”与父亲故地重游的方式，缓缓揭开了一段长辈的回忆。
吴建平作品
废墟
人们称之为家园的事物，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在时间中变成废墟，这是包藏在它内部的宿命一般的结局。
在乡下的老宅拆除之前，我和父亲回到了那个地方。连接阁楼的梯子是用矮凳一样的厚实木板打造的，在屋顶和二楼顶部三角形的空间里，空气停滞在三十年前，有股熏腊一样发黄的气味。角落里传出“吱呀”声，我以为在黑暗中见到了奶奶，长久使用的器物会带有物主本人的形影，其实这只是一架木头的织机，在久远的时间中失掉了大部分部件，因此也失去了可以被立马辨识的形态。父亲找到了一套生锈的钢架，没有轮胎，他说这是他十六岁时骑去浦西的凤凰牌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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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钢架是银色的，没有一丝锈迹，轮胎是密实的胶皮，这样才能扛住数十斤菜蔬的重压。他沿着河浜旁的小道一路向前骑，从东面的南汇乡下抵达黄浦江岸的周家渡，和骑着三轮的工人、操着乡音的小贩一起乘上渡轮，在汽笛声中，船划过江面驶向十六铺码头，他随着播报声推车走下码头。浦西市井的清晨才刚刚开始，马路上散发出热气，从府谷街的点心店面里传来油香气。他没时间在店门前的桌台边吃一碗素浇面，急着要在农贸集市上占到一个好铺位。蓝衣工人的车铃在他身后催促。市井的时间是忙碌的，是精细的，正像迎面不会遇见两个一样的面孔，没有哪一秒和上一秒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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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他十八年的生命中只知道一种时间。它像四季一样循环往复，所有的事情好像发生过、也好像将要发生，所有的故事都既是暂时也是永恒，既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这种时间就植根在奶奶管着的四亩承包地和老屋前一块自留地里，他的父亲是上海援甘大队的一员，在兰州的黄河边顺应一种新的节律。他在插秧、养猪和学校的循环里变得年长，熟悉的是地里的虫蚁和稻苗、河水的涨落、夏日树荫里的鱼群。春日油菜花开，将水车映得发黄。秋收之时，就从门前的河里撑起水泥船，船队载着一乡的收成，沿着狭窄的河道，从村中的麦场到镇上的仓房。在每个节日，从门前的灶头，都会飘起菜饭的香味，是腊肉丰厚的油脂混合着菜苔清甜的香气，浸入到晒在阳光中的被絮纹理里。所有的婚丧嫁娶，都在人家棚子里的流水宴中不断交换。灵堂中乡人所唱的祝词，七八个戴孝的人在请来的哭客陪衬下的一番痛哭过后，在蒲团磕头上香——死者又重新找到了纳入不断循环的现实的方法和途径。等到下一次有戏班来到，在拖拉机搭起的草台上唱起《庵堂相会》和《小分理》，飞蛾从四处野飞起聚集在灯下，乡人们在黑暗中为前清的悲惨故事流泪，然后在左右人昏暗的脸上看到了早已逝去的曾祖的面影。他从来没有喜欢过这种生活。他从田野里抬起头来，稻田在无限的自我复制中欣欣向荣，一种沉闷的感觉却从天上降下，填塞了他的心胸，他感觉自己永远也走不出这个地方，他重复着一种命运——活着，劳作，然后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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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市井里很难有这样的感受。南市的里弄幽幽深深的，一眼望不到尽头，何况楼间的晾衣杆上还有那些衣裤在飘扬。他对里弄中的生活产生了好奇。那一日，他结束了一天的生活，一个下班的女职工一直骑在他前头，发辫在摇摆着，他就跟着她一直慢慢悠悠地骑进了弄堂里头，那日有人晾着白色的床单，一点隐隐的骚味从鼻腔底下钻上来，二层民居壁板上的红窗户尽数开着，小路上半边是一个公共厨房，有两家人正为了用灶吵嘴，另一边放学的孩子追打起来，种种的闹忙像饼铛一样把他夹在中间。他看到头顶的老虎窗上有个人影正在看着他，一个晃神的功夫，那个女人已经走进了楼里，从红色的窗里探出一点，向底下路过的人喊话。这个俯身下来的影子一直留在他的记忆中。他说这是她代表的那种里弄式的紧凑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我想，也许后来他考虑在浦西定居的时候，正有这样一个影子在遥远的记忆中唤了一声他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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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缺乏真正的交流。我说我想走一走他走过的路。当言语没有办法表达情感的时候，行走也是靠近的一种方式。我们的车从周邓公路驶向上南路，周家渡空余地名，买过东昌路轮渡的电子船票，通过闸门，站上甲板，渡船的鸣笛弥漫在渐暗的江水中多了一丝悲旷。我和父亲还有三个骑电摩的工人一起随潮水涌向对岸，然后散入纷乱的街道中。经过老太平弄，建筑早已完成了交替，再没有旧日余痕。而父亲已经完全融入了这里的节奏，恍然就是路边的爷叔。我问父亲后来有没有到那个弄堂中去过，他摇了摇头。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在哪里，他笑了一下，孩子一般的自傲，说，我什么记性，过一会儿又世故起来，肯定老早么就拆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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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的光线是昏暗的，骑楼面街的一面尽是灰色，看不太真切，几乎就要混入到两边的居民楼里去。二层的老式砖木结构，镶嵌在水泥墙中的木质立柱和门窗，依稀可见木材原型的红褐色壁板。这不是石库门一般的漂亮混血儿，而是老城厢传统民居许许多多无名子弟里的一个。从那些房顶上突出的窗户，就知道主人的主题是实惠，而不是美观。是这里？我问。
这许多辰光，谁还记得清楚。他矢口否认。
他不愿再往里走，拉扯着说，这还有什么意思，我却执意要去一探究竟。窗前说不定还有着那道人影。走进去，弄堂里竟没有声音，楼间的水泥横梁上一看便是架晾衣杆的凹槽空空的，阳光从楼宇间的间隙直射过来。再往里走，我闻到了一股像是淤泥一般的气息，它沉寂下去，在不见天日的地方发酵起来，这时候才闯进了误入者的鼻腔里。我发现楼前的公共厨房里积了一片黑色的水渍，紧闭的红窗里面黑漆漆，灰尘在地上划出了横斜的衣柜被拖拽的痕迹。有一个工人正在把一块块水泥砖砌起来封门。上前询问，他答得漫不经心，过阵子就要拆了。追问时间，就再不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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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巷子里转了一圈，并不曾深入。走出骑楼时，他感叹说，这是一片废墟。
我想，时间构成了生命的内在秩序。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样貌的，并非外在的事物，而是人对生活的记忆。我希望这种记忆能够留存得长一点，再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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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作者简介
云讷，1998年生，现于复旦大学就读创意写作MFA。作品见于《文艺报》、《青春》等刊物。创作范围包括小说、诗歌、儿童文学、幻想文学。曾获第三届“星火杯”全国高校科幻征文大赛优秀奖，童话作品入围“中国布尔津·十月童话节”。
摄影师自述
一切始于1997年6月下旬的一天，上海一位老朋友、好朋友请我小聚，午饭后他领我上东方明珠浏览。彼时，浦东开发开放已经有七年了，建成不久的东方明珠塔已经成为地标。从塔上放眼望去，我发现脚下还有大片老旧的棚户区。真没想到浦东是这个样子的，原本以为都是农田，没想到生活气息这么浓。1993年，我站在浦西外滩的位置上是完全看不到的 。再环顾周边是正在扩张成型的交通干道和高楼大厦，我偏好人类社会秩序的摄影题材，当时就觉得这是个多好的记录题材啊！
第二天我又空着手回到了那里转悠了一整天。想要接近摄影对象并被他们接受并不容易。这一天我遇到了一位大姐，她大清早推着一辆破破烂烂的木板小轮车，车上堆了满满当当两层的马桶。小车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声，艰难前行。她见我一直看她，警觉地说：“侬哪能嘎？”她怀疑我是个在踩点的小偷。那时她手里拿着一把马桶刷子，卖力地刷着马桶，眼前的景象让我的心情有点复杂。棚户区里没有抽水马桶，需要人工每天早上倒马桶。在多次去拍摄之后，我才知道，她有一位智障的孩子，全靠她倒马桶养家糊口，风雨无阻。
“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这句话一直激励、鼓动着我对这个题材坚持拍了十年。在我拍摄浦东人家的过程中，最让我惊讶的是居住在棚户简屋里的浦东人那种超然于日常生活的艰辛与居住条件的窘况之上的张力。浦东人的忍耐、善良、明理和对生活的乐观令我感动。去了次数多了，很多居民都认识了我，会主动与我聊天， 有的居民还会热情邀请我去吃饭甚至留宿。当时，拆迁的计划陆续公布，拆迁的速度也非常快，我也很想知道他们的心情。虽然抱着留恋与乡愁，但大多数与我交谈的居民都很高兴这片土地将被重新开发，期盼住进新的公寓房，用上抽水马桶。
有一天在从浦西到浦东的轮渡上，我问一位浦东居民，如何看待浦东开发。他望着浦东拔地而起的高楼，诙谐地说道：“浦东再不开发我连个乡下人都不如了。”
长久以来，浦东与一江之隔的浦西相比，差距实在太大了，曾几何时，浦东人去浦西会说是去上海，甚至不将自己的区域视为这个大城市的一部分。
2003年“非典”前一个礼拜，我在陆家嘴的吴昌硕纪念馆老宅子做过一次展览， 有些居民还特意过来看展，尽管当时他们已经搬家了。那天，我还听到了两位上海人逸兴遄飞地边看边笑，他们用沪语互相调侃着说：“咯个辰光的上海人，就是这副腔调。”很多被拍摄过的居民看着照片中昔日的家园都很激动，既念起旧时光，又慨叹变化之大。
摄影师简介
吴建平，1958年出生于浙江衢州，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曾出版过《藏族人像写真》、《山里的太阳》《浦东人家：陆家嘴1997-2006十年变迁图志》等摄影集；1999年，在德国柏林举办“西藏人像”和“浦东老家”摄影展；2003年，在上海陆家嘴举办“浦东老家”摄影展；2006年，受邀赴美国参加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黑白暗房表现”学习班；2015年，《长城》系列作品获巴黎首届国际艺术博览会摄影类金奖、终身成就奖。
“澎湃新闻/视界”发起“上海相册”项目，旨在梳理、挖掘上海摄影师群体代表性作品，从宏观、微观层面呈现给读者一系列关于上海各时期、各领域的影像，并通过与上海作家这一群体的合作，收集撰写属于上海的故事，以此碰撞出一种关于城市发展脉络新的表达方式和观看角度。
标签：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