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法,用曾国藩的话来讲就是“博”。“气吞余子无全目,学如富贾在博收”,确立起终生学习的观念,反对“读书在精不在多”的说法。
曾国藩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学业精进,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从《朱子全书》中活学活用“朱子读书法”。通过书本与宋代大儒朱熹的“相遇”,32岁时的曾国藩于读书方面有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过,虽略有见识,乃是从悟境得来。偶用功,亦不过优游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汤,遽用慢火温之,将愈者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进城内,屏除一切,从事于克己之学。”
曾氏所说的“克己之学”,就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猛火煮”,就是博学,时间上集中精力猛读。“慢火温”,就是反复温习、品味。
不久,他又悟道,读书要有恒:“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通过读书,他同时培养了自己的恒心。由此,曾国藩才能论读书之乐。在写给儿子纪泽的信中,曾国藩论读书之乐颇为亲切:“‘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浡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地;庄子言濠梁观鱼,安知非乐?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濯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有浴罢诗,亦人性乐水者这一快也。”
晚年,曾国藩还对自己一生的读书情况做了一个总结:“平生读书,百无一成,而于古人为学之津途,实已窥见其大。”
所谓“窥见其大”,首先是立定规模,博观群书,然后是求精求熟,约取精髓。正是这样,曾国藩才能从书中读到真学问。当然,这又与曾国藩读书格外重视书中之味、闲适之境、旷远之趣等与事有关的一切。好读书不仅培养了他穿透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迷雾的能力,也造就了他能从微几之处洞察历史的走向的敏锐。因而《清史稿》在评价曾国藩事功之时指出:“国藩事功,本于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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