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乐器研究》：填补音乐考古相关空白
曾侯乙编钟
《楚乐器研究》
自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特别是墓中曾侯乙编钟及其钟铭出土以来，先秦楚音乐文化的辉煌令世人震撼。其对于秦汉以来2000余年中华文化的影响，渐为学界关注。
楚音乐艺术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国境内发现的乐器，不仅数量多，工艺水平精湛，而且学术研究及科技考量价值高。曾侯乙墓的乐器，尤其是编钟的出土，第一次从根本上撼动了以文献为主要史料基础的传统中国音乐史。墓中出土的65件套编钟，规模大、数量多、音乐性能优良，是人类青铜时代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的出土，证实了中国青铜乐钟的双音铸调技术，填补了中国古代乐律理论的失载，其编钟乐悬及其乐律学铭文，标志着人类在一个历史时期的音乐理论之巅峰。
然而，纵观林林总总的楚文化研究成果，楚音乐艺术的研究却相对薄弱，尤其是在楚乐器不断被大量发现的同时，与之相关的研究仍然寥若晨星。2022年7月，湖北教育出版社推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晓洁的新作《楚乐器研究》，大大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
涉猎广泛的楚乐器研究专著
邵晓洁在书中将考古发现资料与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参验，并对音乐实物资料进行了具体分析。据她介绍，古代楚人音乐生活的物质遗存较为丰富，其中，楚乐器最能直接和忠实地反映楚音乐的核心内容。目前所见楚音乐实物数量庞大、种类纷繁，“八音”之属皆有实物出土，能够较为全面客观地体现楚音乐的基本面貌。
在钟磬乐舞时代早已逝去的今天，出土的古代乐器因其特殊的材质、独有的音乐性能以及积淀的深刻文化内涵，成为我们追溯古代音乐面貌、寻绎古人音乐逻辑，探索古代音乐文化形成、发展与变迁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楚乐器研究》入选2018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是第一部以出土楚乐器实物为主要对象进行楚音乐研究的著作，也是迄今为止楚乐器搜集最完整、研究最深入、涉猎最广泛的一部楚乐器研究专著。
作为一部音乐考古研究专著，此书并非就乐器论乐器，而是将楚乐器置于不同的学术层面予以考察，关注并确立先秦楚国乐器所蕴含音乐艺术和科技的伟大成就，对楚乐器所蕴含的礼乐文化和精神内涵进行了系统深入的阐述。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郑州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音乐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子初看来，“此书填补了学界空白，为重写东周音乐断代史打下坚实基础。”
王子初教授在为该书作序中对音乐考古进行了一番详细的论述。他提到，楚国境内发现的乐器，不仅数量多，工艺精湛，而且学术及科技含量极高。除了位于今湖北江陵一带的“郢都”之外，今河南境内，也大量分布春秋中晚期楚国贵族墓群。如1977年文物考古队在河南省淅川县丹江口水库西岸的仓房镇下寺，发掘墓葬25座。其中2号墓出土的平底鼎有“王子午择其吉金”和“令尹子庚，民之所亟”铭文，专家判断墓主为楚共王和康王时期的令尹子庚之墓。墓中出土随葬品6098件，包括国家一级珍贵文物王孙诰编钟，此套编钟共26件，最大钟通高120.4厘米，是目前春秋时期数量较多、规模最大、音域最广、保存情况及音色较好的一套青铜打击乐器。1号墓出土的“敬事天王”钟，10号墓出土的钟、镈和编磬，均是楚乐器中的佼佼者。同位于淅川仓房镇的和尚岭2号墓出土的子受编钮钟，为一套组合完整、工艺精致的有铭青铜编钟。徐家岭3号墓、10号墓也各出土编镈一套。淅川楚墓群的出土乐器对研究楚都丹阳、楚国历史文化的发展、楚国与周边诸侯国的关系以及当时的礼乐制度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用编钟演奏的乐曲曾飞上太空
1956年发掘的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也出土了重要的楚乐器，包括锦瑟、大鼓、小鼓、编钟等。其中的编钟保存良好，因首钟有铭文“隹䈪屈栾晋人，救戎于楚境”而称“䈪编钟”。编钟发音准确，音质优良，其音列已构成完整的七声音阶。用其演奏的乐曲《东方红》，随同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登上太空。1958年发掘的信阳长台关2号墓，也出土了大批乐器。近年，信阳文物部门又发掘了长台关9号墓，出土编钟一套，其音质极佳，音律准确，堪为楚钟之精品。
近年，湖北随州叶家山、文峰塔以及枣阳郭家庙等曾国墓地中大量乐器的发现，逐渐勾勒出时间上跨越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700年，空间上以随州为中心的曾国音乐文化圈，也勾勒出在曾、楚博弈中，曾周音乐文化的陷落及至与楚文化水乳交融的历史。
“不过，翻开现行的中国音乐史著，却难以找到历史上如此辉煌的荆楚音乐文化的踪迹。确实，历史没有留给它应有的地位。传统文献中有关古代音乐的历史信息，其局限性显而易见。音乐是声音的艺术，它只能作用于人的听觉，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音乐又是时间的艺术，它只能存在于声波运动的时段内；它既难以用文字来描述，也不能用图像来加以表现。历史文献中用文字记载的音乐史料，都是对音乐的间接记录，其中的文学性描写，仅是一种音乐的意境而已。”王子初感慨。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实习生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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