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运衰颓、地不爱宝，英人斯坦因首先乘虚而入，从西域敦煌盗走大批珍贵的经卷写本。这批敦煌遗书被斯坦因运回国内后，一直秘藏于大英博物馆东方部，从不轻易示人。1954年，大英博物馆所藏的敦煌遗书被制作成缩微胶卷公开发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闻讯即购买一份，随后，为这批敦煌遗书编写目录的工作落到了一位新任馆员刘铭恕的头上。
刘铭恕
刘铭恕接到任务后，在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利用一柄放大镜统阅缩微胶卷编成目录，并在1957年第一期《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现更名为《图书情报工作》）上发表《英国博物院所藏的敦煌卷子》予以介绍。随即，刘铭恕将此文寄奉当时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历史学家陈寅恪请教。当年2月6日，陈寅恪给刘铭恕回函，信中不仅表达了对后学的勉励之情，还透露了自己近年的研究动态。因其中语涉陈寅恪晚年史学方法转捩 （参姜伯勤《论陈寅恪先生“新方法”、“新材料”之史学“试验”——陈寅恪先生〈书信集·致刘铭恕〉解析》，《史学月刊》2009年第5期》）和“太史公冲虚真人”（指“马”“列”）之暗码等关键信息，此信被诸多陈寅恪研究者频频引述。
1957年2月6日陈寅恪致刘铭恕函
陈寅恪致刘铭恕函最早由刘铭恕本人披露于《忆陈寅恪先生》 （《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1988年第1期）一文，随后被陆键东在其畅销书《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三联书店，1995）中部分引用，2001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陈寅恪集·书信集》将其全文照录后，方才广为流布。《陈寅恪集·书信集》的编者在这封信后附有一条简短的人名注释：“刘铭恕（1911-2000），河南淮滨人。刘盼遂弟，郑州大学历史系教授。时任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从事斯坦因劫经录编撰工作。”
刘盼遂
“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1990年代以来，陈寅恪成为整个知识界聚焦的热点人物，而由于上述那封重要信函，刘铭恕之姓名虽然经常出现在引文注脚中，却始终限于百科词条式的简介，关于他本人更加鲜活的生命履历和学术造诣则长期付之阙如、模糊不清。葛兆光先生曾借沈曾植的个案谈论过“学术史的遗忘”问题 （参《世间原未有斯人》《欲以“旧道德新知识”六字包扫一切》两文），假如沈曾植是因思想史上的保守倾向而导致学术史上的遗忘，那么像刘铭恕这般行实晦暗且在思想史上踪迹全无的后辈学人，被学术史遗忘就近乎必然了。若非隐于陈寅恪的巨大光环之下，这种遗忘恐怕还将更加彻底。以后见之明观之，造成刘铭恕声名不彰的主要原因，大体可归结为四端：一是研究领域相对冷僻高深，二是生前没有文集公开出版，三是身后缺少弟子阐扬师说，四是后半生长居郑州，远离学术中心。
所幸刘铭恕哲嗣刘长文先生有感于学界现状，不甘埋没乃父平生所学，从2008年春开始发动兄妹六人，下近四年苦功，搜罗辑佚、编校雠对，将其父已刊文章和未刊遗稿一并重新整理出版，即上下两卷约二百四十万字的《刘铭恕考古文集》 （河南人民出版社，2013），为世人系统了解刘先生的生平著述提供了一部详备资料。刘长文先生将文集命名为“考古”，本意是取其“推究古代人类事迹与文化”的一般意义，并非特指以“田野发掘”为方法的考古科学。或因书名引发歧义，或因坊间不易寻觅，惜乎该书出版近十年后，学术史对刘铭恕的遗忘依旧在延续。时至今日，仅有一篇姜庆刚先生的《陈寅恪与刘铭恕交往考略》 （《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8日）主要利用该书提供的信息写成，文章梳理了陈寅恪与刘铭恕一生行迹交往的若干史料，但对刘铭恕本人的生平著述着墨不多，其实还是把刘铭恕当作配角去写。
《刘铭恕考古文集》
然而，如若耐下心来伏案细读这两卷沉甸甸的文集，必会折服于刘铭恕学问的广博精湛功力深厚，举凡语言文字、边疆民族、中外交流、宗教艺术、民俗戏曲、文物考古等畛域，无不能用第一手的材料而有所发明创见，尤其对敦煌学寄情最深、用力最勤，不失为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文史研究转型时期的又一学人样本。平心而论，刘铭恕的学术成就纵然无法跟陈寅恪、陈垣、胡适、傅斯年等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代开山巨擘相比，但也绝不至于湮没无闻而永远停留在引文注脚当中。
一
刘铭恕，字叔遂，1911年10月10日生于河南信阳淮滨县芦集乡刘套楼村，是现代著名古典文献学家、语言文字学家、藏书家刘盼遂（1896-1966）的胞弟。刘氏兄弟出生的时候，芦集乡刘套楼村尚属信阳息县，是故刘盼遂传世文章常署“息县刘盼遂”。但今天该村已经划归淮滨县（设立于1952年，由固始、息县析置而来，因县城濒临淮河北岸得名），因此各处简介多将其二人籍贯写为淮滨。
谈刘铭恕不能不提其兄。刘盼遂不仅是其治学道路的引导人，还是提携者与关怀者。刘盼遂比刘铭恕年长十五岁，自幼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国学根基笃实，二十六岁时因仰慕著名学者黄侃而考入山西大学国文系就读，从此得窥“章黄之学”堂奥。1925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成为清华研究院的首届学生，有幸亲炙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经过三年的学习研究后，刘盼遂正式离开清华研究院，赴河南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前身）担任中文系教授，十七岁的刘铭恕也被刘盼遂带往开封的中山大学旁听学习，在其兄的辅导下初涉学问门径。
1929年，刘铭恕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随后又考入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攻读研究生，直到1934年赴日留学。刘铭恕在北京读书期间，刘盼遂正好转至清华大学国学院任教。刘盼遂当时在北京学术界已颇有声望，为让胞弟熏习学风，他与北京学界名流聚会时经常会叫刘铭恕一同参加。刘铭恕因此得以结识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一众史学大家。
在北平师范大学研究院学习期间，二十二岁的刘铭恕在《历史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篇论文习作《巫咸与龙蛇崇拜》。紧接着，校办刊物《师大月刊》1933年第2期又刊发了他的《王安石〈字说〉源流考》，此文随后在刘盼遂《文字音韵学论丛》 （北平人文书店，1935）一书出版时作为附录收入，而刘盼遂这本论文集的编者正是弟弟刘铭恕。当时已经负笈东瀛的刘铭恕还在书前撰写了一篇简短序言，除介绍刘盼遂的师承渊源外，亦交待刊印此书因由：
特挽近报章，率系单幅散帙，旋就蘦（通“零”）落。同好者或来假读披赏，每憾不能頫（通“俯”）拾即得。伯兄因督铭恕于图书府中，从事缀缉。凡其中之专攻文字学者，共得二十余篇。厘为四卷。略以金甲文、说文、古韵部三门列次第焉。编成，取质家之意，命之曰《文字音韵学论丛》。学界梓人，期以就正并世哲工云尔。
由此不难看出，刘铭恕最初治学取向受其兄影响，而刘盼遂也处处对他加以提携，不仅带他拜会知名学人，还把编纂文集的任务交给他，盼望其弟向学之心昭然可见。又如，刘铭恕在《文哲月刊》1937年第10期上发表《唐代文艺源于印度之点滴》（此文未收入《刘铭恕考古文集》），比较唐传奇“板桥三娘子”、唐高祖李渊“雀屏中选”的故事与古印度故事的情节相似性，大概也是受其兄的推荐。刘盼遂在文后附志曰：
中印交通自东汉以后最为频烦，以故中国文化艺术极受印度影响，如三国名医华佗故事陈及曹仓舒称象故事，陈师寅恪即疑为源自天竺，迨及李唐，斯风益炽。……舍弟叔遂专攻考古学，以余力及此问题，……以为研究中印文化者之一佐云尔。
刘铭恕对其兄的殷殷照拂终生感念。抗战爆发后，刘铭恕入职西迁成都的金陵大学，曾在《元人杂剧中所见之火祆教》一文后记中提及：“前岁草成此稿后，曾函禀家兄盼遂先生。旋家兄于艰难苦恨苟全性命之秋，复自故都以《枣林杂俎》《字书误读》二事见教。今当敬谨补入时，感激之余，不知涕泪之横流也。”刘氏兄弟情同手足，刘铭恕晚年曾撰文回忆其兄二三事：
他对弟兄很友爱。有人说：“你们兄弟，很像朋友。”确实如此。他对我的学习，从来不加闻问。我喜看宋人笔记小说，他说“五经”“四史”是根本，宋人书可不必看。对处世方面，对我也有观察，曾说，我看你没和别人通过电话，处世不要太老实了。……家兄去世时，予在河南，不能以身相代为憾。后来每到京，必先到其旧居凭吊，物是人非，只见我兄手植海棠一株，掩映于门墙之内，依依招提。（《家兄刘盼遂先生遗事》，《河南文史资料》1994年第4期）
1949年后，刘盼遂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迫害致死，享年七十一岁。不幸中的万幸，在刘盼遂去世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的弟子聂石樵、邓魁英夫妇始终铭记师恩，孜孜不倦地搜集整理刘盼遂散佚各处的文章，并将其编成“比保存骨灰更有意义”（聂石樵引启功语）的《刘盼遂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这本文集的出版正如朱玉麒在书评《春山秋恨有谁知》 （《读书》2006年第5期）中评价的那样，“终究是一线鲁殿灵光，铭刻在传统国学的命脉中”。更有心者，如辽海出版社副编审马千里先生多年潜心“拾荒”，搜求探访刘盼遂遗著遗事，策划出版“刘盼遂著述集”，其中第一部《百鹤楼校笺批注古籍十七种》已在2019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和辽海出版社联合出版，后续可期。
二
1934年，刘铭恕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考古学专业学习，师从著名学者西村真次（1879-1943）。西村真次治学颇广，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领域皆有建树，他长期在早稻田大学讲授人类学和日本史，奠定了早稻田大学历史学科的基础，历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教授、史学科教务主任等职。值得一提的是，西村真次也是中国民俗学奠基人钟敬文（1903-2002）在早稻田大学留学时的导师，而且钟敬文的留日时间也基本与刘铭恕重合，两人很有可能是同学关系。钟敬文在留学日本前，受到西村真次《白鸟处女说话的研究》一文启发，完成其代表作《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献给西村真次和顾颉刚两先生》，从副标题中即可看出他对这位日本学者的深切敬意。
西村真次
关于在早稻田大学跟随西村真次学习的情况，刘铭恕没有留下相关文字。彼时日本史学界所谓的东洋学研究方兴未艾，以白鸟库吉（1865-1942）、内藤湖南（1866-1934）、鸟居龙藏（1870-1953）、桑原骘藏（1871-1931）、滨田耕作（1881-1938）等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学者对中国及周边的“满（洲）、蒙（古）、回（疆）、（西）藏、（朝）鲜”表现出了极大的研究兴趣，这对刘铭恕1940年代转向边疆民族史研究应当也会产生一定影响。留学期间，刘铭恕对中外文化交流的题目较为关注，除了《唐代文艺源于印度之点滴》一文外，《明清两代日本长崎之中国语学的色色》主要依据日本学者中山久四郎（1874-1961）的《唐音十八考》等著作，就明清两代日本长崎的中国语学习、交流情况作一综述，兼及介绍了冈岛冠山（1674-1728）、荻生徂徕1666-1728）、皆川淇园（1734-1807）等人的汉学造诣。
经过两年的海外学习，刘铭恕1936年4月毕业，从日本返回国内。孙次舟（？-2000）是刘铭恕在北平读书期间结识的好友，当时在山东省图书馆担任编辑员，但正准备辞职，得知刘铭恕即将回国的消息后，他就向馆长王献唐（1896-1960）表示希望好友能接任他的工作。就这样，刘铭恕得以入职山东省图书馆。
学成归来的刘铭恕一边在图书馆工作，一边意图在学术上大展身手，于是与孙次舟筹款合办了一本《历史与考古》，这本史学杂志创刊于1937年1月，月出一期，共出四期，因抗战爆发而被迫停刊。刘铭恕与孙次舟两人既是编辑，又是作者。刘铭恕在《历史与考古》上接连发表《乐浪出土汉箧图像续考》《古器物上的十二属神像》《从祁弥明图象石所见的古代负剑术与原始搬运术》《中国古代葬玉的研究——注重珠衣玉匣方面》等论文，从题目即可看出刘铭恕这一时期关注都是考古出土文物。
《乐浪出土汉箧图像续考》系刘铭恕读朝鲜古迹研究会编《乐浪彩箧冢》（1934）一书后的意见。日人此书中有吉川幸次郎（1904-1980）这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对彩箧绘画的考释，但刘铭恕认为这部分考释存在不少缺漏，遂撰文补正。这一商榷文章发表后，刘铭恕给吉川幸次郎寄去一份，不久后就收到了吉川幸次郎的回信，信中对刘铭恕的指正深表叹服：
尊作《乐浪出土汉箧图像续考》，于弟所作，箴正孔多。仅拜药石之言，如逢百朋之赐。弟本经生，疏于史学，性又畏葸，考辨古史之学，尤不敢为。其作此考，自知疏谬当多。……不意付印以来，未闻讨论，今得执事之论，犹如空谷足音，跫然喜也。
《从祁弥明图象石所见的古代负剑术与原始搬运术》则利用流落日本的祁弥明画像石图像，论证中国古代最早的携剑方式是背在背上而非佩于腰间，最后引用西村真次的文化人类学著作，认为中国古人携带幼儿移动习惯采取背在背上的方式（“负剑”），其实就是原始搬运术进化的一种表现。此文论证过程环环相扣，精彩异常，更展现出传统史学之外的开阔视野。陈寅恪1930年为陈垣《敦煌劫余录》所写序言中曾有著名的“预流”之说，意在强调利用包括敦煌遗书、出土文物在内的“新材料”，发现传世文献中的“新问题”。纵观刘铭恕一生的治学对象，无论是早期的考古文物、边塞异族研究，还是后来的敦煌学、中外交流史研究，体现的正是陈寅恪所谓“预流”之学。
祁弥明浮雕残片
抗战开始后，国势阽危，刘铭恕与孙次舟不得不各自另谋生路。刘铭恕返回河南老家，孙次舟很快得到时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的赏识而得到教职，1944年又因“屈原是文学弄臣论”而引发时人争议。孙次舟一生治学信守“疑古辨伪”，本来天资卓越，可惜性格存在明显缺陷，为人极度狂狷自负，甚至对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前辈顾颉刚、傅斯年等人语出不敬，人生只得落寞收场。1949年后，孙次舟历任四川大学、南充师范学院（现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晚年隐居四川大学铮楼，2000年与刘铭恕同年去世，无文集传世。
关于1937年后刘铭恕的动向，据其家人整理的《刘铭恕先生传略》：“山东省图书馆在日寇进逼时，向武汉搬迁，同时遣散大部分人员，刘先生于最后离去，但不知何往。他在路经开封时，转道返回家乡。从1937年至1940年，刘先生两度离家外出寻找工作，辗转于豫西各地，1940年9月至12月受聘于豫西嵩县嵩英中学任教。”
三
如今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成立早期便开始关注中国文化研究和教育。抗战时期，金陵大学从南京西迁至成都华西坝，继续艰苦办学。1940年经罗根泽（1900-1960）等友人的推荐，刘铭恕获得了到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工作的机会，不过战火纷飞、音讯阻隔，刘铭恕实际上到1941年初才得以入川。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以下简称“金大文研所”）成立于1930年，历经抗战烽火存在二十一年，在历史、语言、宗教、艺术等各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到金大文研所后，刘铭恕被聘为专职研究员，其余五位专职研究员同事是李小缘（1897-1959，图书馆学家，任所长）、徐益棠（1896-1952，民族学家）、商承祚（1902-1991，古文字学家）、吕叔湘（1904-1998，语言学家）、史岩（1904-1994，美术史家），刘铭恕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1986年刘铭恕应约在一篇纪念李小缘先生的文章里，略微回忆了那段时期的研究和教学生活：
那些年，研究所随金大迁往四川成都，房屋紧张，寄人篱下，研究工作的展开很不容易。虽然人员不多，生活尚好安排，但最大的问题，则为研究工作如何进行。首先要的是图书资料。在这方面，小缘先生却能不遗余力的辛勤的奔走采购，经他的努力，大致说来，基本参考书都具备了。而更重要的是，还要这些书能“物尽其用”，就是说要这些书大家都能用得上，得到实惠，不是为买书而买书。这些书的功用，其效果由金陵、华西、齐鲁三大学研究所合办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的印行，可以见之。在培养人才，即研究生方面，研究所为研究生延请了当时在成都的专家学者，如陈寅恪、蒙文通、钱宾四、徐中舒，还有丁山诸先生作为导师。研究生的人数虽不多，但经过研究，都获得了良好的成绩。（《回忆李小缘先生》，载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编《李小缘纪念文集1898-2008》）
正如刘铭恕所言，《中国文化研究汇刊》集中体现了金大文研所诸位学人的研究成果。这本学术刊物由齐鲁、华西协和、金陵三所大学的文研所合办（燕京大学从第四期起加入），专门发表文研所同仁的论文，经费由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编委会组成人员除了发起的三所大学校长外，还包括顾颉刚、钱穆、闻宥、吕叔湘、商承祚等知名文史学者。刘铭恕就职金大文研所的1941年，正值该刊创刊，此后每年出版一卷，共出版十卷。刘铭恕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上陆续发表了《契丹民族丧葬制度之变迁及其特点》《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宋代出版法及对辽金之书禁》《宋代辽金文化之南渐》《辽代帝后之再生仪》《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元代之户口青册》《元代之只孙校尉》《元西域曲家阿里耀卿父子》等十余篇论文，论题遍及宋辽金元时期中国边疆民族之各项制度、仪式、风俗、文化。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书斋研究之余，刘铭恕还参加了金大文研所在川西进行的一系列田野考察工作，抢救性调查发掘悬棺、汉阙、碑刻、造像等古代遗迹，并将部分文物搜集整理为专著，如《西蜀汉画像汇存》（与商承祚合作）《本所所藏之西蜀砖瓦研究》（与商承祚合作）《本所所藏之历代墓志铭研究》等。这几部书稿1940年代已被列为“金大文研所丛刊”待出书目，可惜后续未能及时出版，至今仍被封存于南京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前身为金陵大学古物陈列馆）中。
与此同时，刘铭恕还在《边疆研究论丛》《西北通讯》等刊物上有多篇论文发表。其中值得重视者如《忽必烈之首猎拭血礼》《蒙古之髀石游戏》《唐太和公主下降回鹘婚礼考证》《哈萨克分娩习俗之一解释》等，不仅解决单篇题名之问题，还注意到宋、辽、金、元各时段北方少数民族仪制的相似性与延续性，又引用文化人类学理论作比较研究和推理猜想，所以几乎每个论题都能发前人未发之覆，创获极多。复以今日学界热议之“内亚视角”审视，亦庶几近之。1947年，刘铭恕又将研究目光从宋辽金元投向清代，写成共计十章的《清代满汉文化之交涉》（仅一小部分在刘先生生前公开发表），指出满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后，虽然有意识地维持其传统文化本位，但仍然无法避免与汉族文化交流融合，并从通婚养子、语言文字、女性风俗、衣冠辫发、文学创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述。
《边疆研究论丛》
这一时期刘铭恕的学术创造力相当惊人。据徐雁平、何庆先《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考述》一文统计，刘铭恕在金大文研所供职的短短六年间共发表论文二十二篇，不仅数量排名第一，且质量均属上乘。1942年6月9日王献唐致屈万里（1907-1979）信中亦提及，“刘叔遂在金大研究所来信，言近著颇富，当未见也”。由此可以推测刘铭恕对自己的研究状态也是相当满意，及时向在济南结识的学友汇报了近来的著述情况。凭借这一阶段的发奋和井喷式的研究成果，刘铭恕在中国史学界声名鹊起，宛如一颗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正因如此，1947年顾颉刚在接受访谈时，才会将此前寂寂无名的刘铭恕与中央研究院的傅乐焕（1913-1966）、燕京大学的翁独健（1906-1986）、中央大学的韩儒林（1903-1983）同列为时下治宋辽金元史的优秀青年史学家 （见蒋星煜《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载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在金大文研所任职期间，刘铭恕为何会突然转向宋辽金元时段的边疆民族史研究？这可能首先与金大文研所的边疆民族研究传统直接相关。早在1930年代，金大文研所便在留法博士徐益棠的主持下开展边疆史地讲座（选修课），如著名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1865-1952）就曾应邀赴金大讲述他在新疆的考察经过。此外“九一八”事变后，面对现实中日益加深的边疆和民族危机，1934年顾颉刚等人在北平成立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大力提倡边疆史地研究，同年年底，徐益棠、凌纯声等民族学人类学家在南京共同发起成立中国民族学会，刘铭恕入职金大文研所后也成为该会会员之一，这些因素都使得边疆民族研究在三四十年代一度成为显学。
徐益棠藏“中国民族学会会员录”
除了外部刺激外，刘铭恕在学术黄金期转向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另一个原因还可以从民国学术史自身脉络里寻绎。傅斯年1928年在其名篇《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有言：“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说句笑话，假如中国学是汉学，为此学者是汉学家，则西洋人治这些匈奴以来的问题岂不是虏学，治这学者岂不是虏学家吗？然而也许汉学之发达有些地方正借重虏学呢！”傅斯年说这些话的背景源于十九世纪以降欧洲东方学关注汉族中国以外所谓“四裔”的学术传统，“虏学”虽是相对“汉学”而言的戏称，但着实反映出彼时欧洲东方学（包括受其刺激而兴起的日本东洋学）的关注焦点以及中国传统学术的盲区和弱项。从传统汉族中国转向所谓“虏学”（“西域南海之学”或“满蒙回藏鲜学”）研究，正是那个时代的中国顶级学者参与当时国际学术潮流的现实需要和具体表现，而陈寅恪（转向中国中古史研究之前）无疑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身为后学，刘铭恕在成都期间与暂居于此的陈寅恪过从甚密。“怀铅夹素，随堂听课”之外，刘铭恕还经常为当时罹患眼疾的陈寅恪跑腿借书，其兄刘盼遂自北京写给陈寅恪的书信也均先寄至其弟处，再由刘铭恕亲自转交，刘铭恕因此甚至结识了经常上门为陈寅恪看病的眼科名医陈耀真，由此可见他赴陈宅的次数之多，顺便请益亦可想而知。刘铭恕毕生治学受陈寅恪影响，手追心慕，晚年曾撰《忆陈寅恪先生》《陈寅恪与别国异族语言》（临终前遗稿，系为1999年中山大学“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研讨会”而准备）两文予以悼念。
四
“虏学”研究面对的一个最大难题便是“异族殊文”，而这也是限制刘铭恕在学术上取得更高成就的软肋之一。清华大学教授、藏学家沈卫荣先生多年来在学界倡导“回归语文学”，所谓“语文学”（philology），大致可等同于来自十九世纪欧洲以“历史语言学”（historical linguistics）为代表的学术传统，中国最早即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大力提倡，主要方法是通过汉语古音与少数民族、异国语言相互比对、审音勘同，以求构建名物制度语言背后的中国历史，这当然需要研究者具备超常的语言天赋和多语种文本处理能力，非一般人所能及。
由于不谙古代流行于西域（中亚）地区的各种胡语，刘铭恕1950年代在中科院图书馆编写《斯坦因劫经录》的时候，只能将敦煌遗书中的梵文、藏文、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诸文献统称为“西域文书”。毋庸讳言，刘铭恕研治“虏学”的最大障碍就是不懂“异族殊文”，但他往往能够扬长避短，充分掌握和利用自己熟悉的汉文史料、出土文物、域外观念，从他人不注意处钩沉出有关“异族殊文”的证据线索，结合乾嘉考据传统，如侦探探案般使问题得到解决。尽管欠缺直接释读“虏学”文献的能力，刘铭恕还是借助汉语文献储备和其他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用“语文学”的方法意识破解了一些疑难已久的文史问题，如《美术辞典中之外来语“特健药”》《现代汉语中的一个蒙古语——把式》《龟兹“白”姓与佛教》《“昆仑”与“骨仑”》等篇均可证明。
沈卫荣先生之所以对“语文学”念兹在兹，因他批评中国学术背离由傅斯年倡导，陈寅恪、陈垣等人践行的“语文学”传统日久，这一传统“并没有受到今天对他们顶礼膜拜的后生学者们的理解、欣赏和继承”，“而中国学术和国际学术之‘接轨’之所以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恐怕并不见得是我们不够‘后现代’，缺少理论或‘范式’，而是我们许多的学术著作离最基本的‘语文学’标准都相差甚远”。“语文学”的习得固然门槛极高且多凭天赋，但其实也并非遥不可及，反观刘铭恕在这一向度的努力，或许有助于对这种“大师绝学”产生新的体认。
1946年，刘铭恕携妻先回河南老家成婚，而后随金陵大学复归南京，多亏民族学家马长寿（1907-1971）帮忙安顿下来并购置了一批物美价廉的家具。刘铭恕一直在金大文研所工作到1947年2月，随后转至南京国立编译馆担任编审。南京国立编译馆创建于1932年，主要工作是编审教科书、审定各科学术名词、整理历代文献、翻译中外名著等，性质介于教育部职能部门和学术机构之间。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编译馆部分人员随国民党迁往台湾，部分留守人员和藏书被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接管。
1950年，经韩儒林等友人推荐，刘铭恕到新组建的南京大学历史系任副教授，后因不愿政治干预学术，又被调至校图书馆工作。时值南京图书馆馆长贺昌群（1903-1973）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去做副馆长，经韩儒林牵线，刘铭恕1955年转赴北京中科院图书馆工作，但职称待遇仅被当作普通馆员。
刘铭恕到中科院图书馆工作后不久，贺昌群就把为敦煌遗书编目这项重大任务交给了他。刘铭恕晚年依旧念念不忘贺昌群当年对他的信任和器重，并交待了自己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编成目录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后，向来秘不示人的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坦因的敦煌劫经，突然制成显微胶卷公开发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随即购买一份。这对笃好敦煌学的贺先生来说，当然是万分高兴的事，大概一九五六年秋冬之际，胶卷到馆，他当即把编目工作交给我，让我赶快编出来。他这样做是因为，英国翟理斯的编目即将问世；我们的目录最好能赶在他的前面。这就可以看出他对敦煌学的重视，可以看出他想以争分夺秒的精神，使我们在编目上取得捷足先登地位的爱国精神。（《贺昌群先生与敦煌学》，《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1986年第3期）
上述提到的翟理斯即翟林奈（Lionel Giles，1875-1958，又译小翟理斯），系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之子。翟林奈1900年进入大英博物馆工作，曾任东方书籍和抄本部主任，1919年开始着手为斯坦因带回的敦煌汉文遗书编目，直到1957年才在伦敦出版《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 （De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耗时三十八年。
翟林奈
相比之下，刘铭恕在未见原件的情况下，仅凭借缩微胶卷，只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出色地完成了编目工作，当然一直为人称道。刘铭恕的目录命名为《斯坦因劫经录》，收入王重民（1903-1975）负责编制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书，在1962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王重民在该书“后记”中认真比较了刘铭恕和翟林奈两人的目录，指出其各有优缺点，但“刘铭恕先生编的《斯坦因劫经录》是著录这一部分敦煌遗书的最好、最合乎我们实用的一部目录”。事实证明，《斯坦因劫经录》确实经受住了时间考验，成为刘铭恕在敦煌学界立足的传世之作，为后人了解、学习、利用敦煌文献提供了很大便利。
1956年，在山东大学等高校的支援下，郑州大学宣告成立。郑大建校初期，急需各科教师人才，历史系同样如此。负责郑大历史系筹备工作的历史学家荆三林（1916-1991）1957年初亲赴北京邀请老友刘铭恕到郑大任教。刘铭恕当时一直苦于职称问题未能解决，听闻到郑大去有望恢复副教授的职称待遇，很快就答应了荆三林的邀请，并于1957年底抵达郑州。不幸的是，政治形势风云骤变，作为刘铭恕联系人的荆三林当时已被打成郑大“右派分子”，这种情况下，职称问题更加不可能得到解决。此后1958年到1978年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刘铭恕在郑大基本没有登上讲台，职务一直是历史系资料员，只有短暂一段时间被下放至郑州一所中学任教。不过也正因为刘铭恕的随遇而安和淡然处世，在“文革”期间才没有遭遇太大的冲击和迫害。1978年“改革开放”后重新评定职称，刘铭恕终于恢复了副教授职称，随后在1986年晋升教授，1988年退休，2000年患胰头癌逝世。
五
因受命编写《斯坦因劫经录》，刘铭恕自中年起与敦煌学结缘，并由此深入更广阔的西域研究。刘铭恕晚年的学术活动主要围绕复兴敦煌学展开，整个1980年代他多次赴外地参加学术会议，并与季羡林担任会长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1983年成立）建立了联系。刘铭恕这一时期的敦煌学研究多体现于批阅敦煌汉文遗书后写成的文史札记，虽然每篇札记篇幅简短，却是要言不烦，问题意识和精思卓识深蕴其中。更令人钦佩的是，在传统的目录文献、历史考古的论题之外，刘铭恕对古代敦煌的物质文化也很关注，《敦煌遗书中的个别书写工具——竹木笔》《敦煌的浑脱酒》《敦煌的石油储备》《敦煌郡仓的布局》《白砂糖在敦煌》等篇即是明证，充分显示了一名现代史家的学术敏锐度和前瞻性。
敦煌学之外，刘铭恕晚年花费较多精力的还有一部未及完成的《考古学辞典》（草稿），而这也是刘先生生前唯一希望公开出版的著作。这部辞典从1960年代初开始断续编撰，一直到刘先生去世前留下大约一千五百多个词条手稿。刘先生家人在整理这部辞典手稿时，舍弃了难以成形的部分词条，选编了其中一千二百多个词条收入《刘铭恕考古文集》。尽管在搜索便捷的网络时代看来，大部分辞典都已形同“鸡肋”，但若细察刘铭恕编撰的这部《考古学辞典》（草稿），即可知它绝非一般意义上百科全书式的基础知识介绍，而体现了刘先生锱铢积累的见识心得，许多词条都是依据当时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解释说明，不啻为今时论文之“文献综述”。
入职郑州大学以来，刘铭恕尽管远离学术中心，长期独自默默耕耘，但他读书精勤、不废正业，时刻关注研究领域内的学术信息和动态。譬如泉州及海上丝绸之路史研究，刘铭恕早在1940年代就发表《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宋代海上通商史杂考》两篇长文，后虽久居内陆中原，其实一直对中国古代海上交通史颇为留心。1957年，泉州中学历史教师吴文良（当时被借调至北京中科院考古所）编著的《泉州宗教石刻》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刘铭恕第一时间阅读并在1958年第6期《考古通讯》上发表了读后感《泉州石刻三跋》。经过“反右”“文革”等运动后，刘铭恕在1990年代又有《蒲寿庚家谱始祖蒲宗孟及其性行》《再读〈郑和航海图〉》《泉州宋代沉船陶瓶用途之推测》等文章问世，皆是深思熟虑之作。
刘铭恕先生一生寝馈史籍、专心问学，时代转换之际亦未曲学阿世，堪称纯粹学人之一榜样。1940年，金大文研所所长李小缘正欲聘请刘铭恕来金大担任专职研究员，因对其人情况不甚了解，故去函询问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王献唐于7月17日致函李小缘，在谈及刘铭恕这位昔日下属馆员时给予了极高评价，现将此内容敬录于下，除能佐证本文所论外，亦可供缅想先哲矣。
承询刘叔遂兄谨答如下：一、清华大学毕业，在日本帝大研究所治考古学。（笔者注：此言不确，据金陵大学资料和刘长文先生告知，刘铭恕的教育背景应如前文所述。）二、曾任河南大学教授及敝馆馆员。三、著述多为零篇文字，发表史与地者颇多，类属考古方面。四、性情温和，言语沉默，行为笃实，无特殊脾气习惯。五、专心向学，不涉名利，其学术似偏重于考古之民族礼俗方面。六、能翻译著作，文笔亦极简练，考据诩实，不喜凿空，极谨慎笃诚。计叔遂在弟处数年，除办公外，日伏室中治学，轻不外出，有钱即尽以购书。敝馆之报酬约在九十元百元之间，中间曾加一次，记不甚清矣。据弟观察，叔遂为纯粹学人，其精力志趣方法，将来定成吾国学术界第一流人物，惟辩才似非所长，性又沉潜，如使担任研究工作，正适当其材，于公于私俱极合宜，若登坛授课，固亦可行，终不如研究工作也。（王献唐1940年7月17日致李小缘函，转引自姜庆刚《王献唐信札十三则》，《山东图书馆季刊》2007年第4期）
1935年，陈寅恪携家人同赴京郊海淀的吴家花园游赏，并作《燕京西郊吴氏园海棠》：“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蜀道移根销绛靥，吴妆流眄伴黄昏。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抗战时期，陈寅恪与刘铭恕同在成都，刘盼遂远道寄给刘铭恕一首“海棠诗”，嘱他转呈陈寅恪以示怀念尊师。陈寅恪得诗后即录此首旧作《燕京西郊吴氏园海棠》交刘铭恕转寄刘盼遂，实借海棠故园以寓师生故人之情。刘铭恕作为推理缜密的历史学家，很少在著述中表达情感，唯晚年在《家兄刘盼遂先生遗事》一文中重提其兄与陈寅恪互赠“海棠诗”时流露出些许哀婉。至于亡兄旧居庭中那株“依依招提”的海棠，每当想起都会令他生出“望海难温往梦痕”的慨怅吧。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刘铭恕先生长子刘长文先生的帮助，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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