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现代新儒家开山之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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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测的世界未来文化既如上说，那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应持的态度是怎样才对呢？……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接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过来。——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
宗教所必具之要素，在孔子不具备；在孔子有他一种精神，又为宗教所不能有。这就是他相信人都有理性，而完全信赖人类自己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什么事该作，什么争不该作，从理性上原自明白。一时若不明白，试想一想看，终可明白。因此孔子没有独断的标准给人，而要人自己反省。——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1949）
儒家之为学也，要在亲切体认人类生命此极高可能性而精思力践之，以求“践形尽性”，无负天（自然）之所予我者。说它“乐在其中”，意谓其乐有非世俗不学之人所及知也。如我夙昔之所论断，此学盖为人类未来文化在古代中国之早熟品。它原应当出现于方来之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过早，社会环境不适于其普及发展，历来受其教益，能自振拔者非无其人，亦殊不多矣。……人生真乐必循由儒家之学而后可得。却非谓舍此而外，人生即无乐之可言。人类生命无限可能性为人所同具，虽不必知此学，或由天资近道，或由向上有志，或由他途修养，均未尝不可或多或少有以自拔于前文所云低极者，其生活中苦之感受使为之减少，或且有以自乐焉。——梁漱溟（《儒佛异同论》，1966）
梁氏可能是一个十足的“最后的儒家”，但是他所倡导的儒学则可能比那些在中国有很大影响的现代意识形态，比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有更长的寿命。——杜维明（《儒家人文主义的第三期发展》，1989）
梁漱溟：现代新儒家开山之圣
（1893.10.18.～1988.6.23.） 【清光绪十九年（癸巳）九月初九生，终年94岁】
1921年底，梁漱溟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其后四年，再版八次。这“使梁漱溟‘暴得大名’，以北京大学区区讲师的身份成为国内学术界的新闻人物”，虽然“从评论的情况看，对梁著褒贬不一”。〔注1〕其中“最著名的三种批评代表了广泛的政治观点，它们来自自由主义者胡适、国民党领导人吴稚晖和共产党人杨明斋”〔注2〕。但无论如何，“很少有学术著作能像它这样吸引空前的读者”，梁也“很快赢得了全国性声誉……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当今最伟大的中国人’的民意测验表中”。〔注3〕梁氏时年28岁。早两年，所著《印度哲学概论》已经问世；再早两年，他已经在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了——只是不知何因，梁漱溟进入学界虽是从哲学起步，但半个多世纪后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却没给他一席之地〔注4〕。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铬。蒙古族，祖上系元朝帝宗。本人出身官宦世家，生于北京。5岁入新式小学，旋因庚子国难休学两年，后相继入另两所学堂，得以接触西方科学文化，而对儒家经典“竟未一读”。青少年时期，梁“虽然断断续续受过—些教育，但大体上说仍靠自学成才”，并从崇拜梁启超立宪改良主义，转而加入革命派。辛亥武昌起义后，梁中学毕业，出任同盟会京津支部《民国报》编辑兼记者。至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他又退出。不久，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相继失败。其间，梁曾任内阁司法总长秘书，再应蔡元培之邀任北大讲习。在北大同事杨昌济家，他遇到过杨后来的女婿毛泽东，但没留下印象。1918年秋，乃父梁济投积水谭自尽，以表达其“多年来的殉清之志，引起社会上极大反响，舆论哗然”。而在那四五年之前，梁漱溟自己也有过一次因精神苦闷自杀未遂的经历。〔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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