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主义以及学界代表人物
当前中国各种思潮激荡。不同派系纷纷粉墨登场，发表不同的诉求。最有影响力的思潮有自由主义等。自由主义源自西方，是洎来货，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政治文明之中。西方文化的基本信仰是，在天父之下，人人平等，人人皆兄弟。也即天赋人权，人人平等。可见自由是一种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精髓是公平正义。如果脱漏了公平正义，公平正义就失去了灵魂。
当前中国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思潮却以新自由主义的形式出现。新自由主义依靠现代经济理论建立自己的话语霸权。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市场，自由贸易，解除金融管制，效率优先，效用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最大化，私有化，反对国家干预，以及认同全球化的反民族主义的国际主义。
改革开放30多年中的后20多年，引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正是新自由主义派系人物，都以经济学家面目出现。中国改革演进到今日，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深层次矛盾不断激化。而新自由主义者却缺乏应对这些问题和矛盾，已显黔驴技穷。目前新自由主义者已经演变成为改革而改革了，即改革已经成了一种信仰了。吴敬琏认为：“当前的情况下，我认为有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靠权力发财的权威，第二种力量是希望保持和扩大对资源支配权力的官员，第三种力量是弱势群体。如果第一种力量和第二种力量能够结盟，这就有可能把第三种力量误导致反市场趋向的改革。”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改革造成弱势群体占国民的大多数，那么市场趋向的改革的意义何在？动力何在？可见中国新自由主义者缺失公平正义的灵魂了，有违原旨自由主义精神。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中国新自由主义者在无力也无意把中国劳资之间的零和博弈转化为有纳什均衡的非零和博弈的情况下，固化了这种零和博弈，并站在资方这一边。在“贫富之争”中他们的表现就是有力佐证。
本来政治的灵魂是公平正义。即合法的政府的一切政策措施都必须以苍生为念，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随民心民意而变，变即通，通即久。如果抱定一个本本，一种主义，无顾苍生与民意，不知变易，必定碰壁，走投无路。
当今中国自由主义代表人物除吴敬琏外，还有茅于轼和资中筠等。
我们先说说茅于轼先生吧。他是当前中国最活跃的学者，名利双归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中国社会最稀缺的真正贵族。这点无可否认，但不管你是什么贵族，于别人又有何干呢？能增加政治影响力吗？纵观中国几千年历史，能一呼百应的，成为领袖式的人物，都有伟大的品格：大仁、大智、大勇，都有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如果汲汲于名利，只能是市井之徒而矣。这是中华文化的特有标准。当然茅于轼先生深知此理，所以另立标准，以西方标准为标准。问题就来了，茅于轼先生的标准有多少人认同呢？他的政敌绝不可能认同。
如果要另立标准，那么就公然与中华民族的先贤先哲为敌了，你茅于轼先生真有这么大能量吗？说实在的，茅于轼先生是以经济学家的面目面世的，笔者虽学识浅薄，也不觉得茅于轼先生比我高明多少。不知道茅于轼先生能否读懂高级计量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笔者是能够读懂的。在名不正，言不顺的情况下，想要一呼百应，难矣！没有卓越的诚信，不可能成为领袖人物。
而资中筠是当代中国反传统文化的旗手。请问资中筠先生，是否已经解决了破与立的难题？是否知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也就是说，任何精神最终能成为社会的信仰，都并非易事，必须经过长时间的教化与熏陶。任何流行的宗教，都经过长时间的演化和进化，任何能指导和约束人们行为的文化习俗，都经过千百年的沉积演变。这一道理很简单明了，但人们熟视无睹。就拿儒家文化来说，显然不是一个人创设的，而是我们无数先贤对人生对社会洞察体悟的智慧结晶，有了几千年演化的历史，已经内化为国人的行为中了，成了中华民族的信仰。但曾被无情地弃为敝屣。纵使其中有万千个理由，但无视一个沉甸甸的事实，即破易立难。破时可能仅仅凭一时冲动，立时要百年千载了。我们原来设想马克思主义可以取代儒家文化，但目前看来这不是现实。道理很简单，单说时间就不够！其实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文化相比较，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够。当然一个人的智慧总比不上万千人的智慧，一代个的智慧不如千百代人的智慧。因此任何文化都不能新创，只能在传承基础上，进行改良，加入时代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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