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能够请到当世大家写一出碑文是很有派头的事情。《说文解字》中提及，“碑，竖石也。”顾名思义，碑指的是刻上文字、图画以纪念事业、人物、功勋，或者作为标记的石头。
碑这一名词是汉代的时候出现的，但其实在更早时候，已有类似碑这种形势的事物出现，在秦代时，人们就根据其材质称之为“刻石”。而其的大量使用是在东汉时期，这个结论在我国众多历史文献中被提及。
清代叶昌炽在《语石》中，“欧阳公《集古录》石刻，无西汉文字。公于《宋文帝神道碑》中有云，‘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盘明科备有，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就清楚地说明了至少在汉代以前，以石制作为碑刻是极少的。
现有的历史研究告诉我们，关于立碑这一类的风潮于东汉的中晚期集中出现，且存世数量众多，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为何呢？
一、东汉中晚期皇权已不足以震慑世家豪族
西汉外戚王莽建立的新朝末年爆发了绿林赤眉起义，让刘秀抓住机会、趁势而起，于公元25年称帝。但在东汉创建初期，内战叛乱不止，导致东汉建国后近二十年一直处于不断平叛的状态中，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最高权力在社会基层中的公信力。
虽然当时仍处于封建社会，社会阶级分明，但有句老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可见百姓的心之所向还是很重要的。就是由于国家纷争不断，且皇权初立，刘秀在建立东汉政权时一直与世家大族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结果情深容易送神难，当皇帝不具备掌握权势、约束众人的能力时，这些世家大族就像放飞的小鸟，失去约束，逐渐飞扬跋扈、乖戾嚣张起来。
据今发现，南阳出土的大量高规格、高品质的画像石墓与这些世家大族的豪奢墓葬息息相关。且东汉中晚期多太后称制、外戚干政，有些延续西汉晚期的架势，皇帝年龄偏小，尚不能亲政，只能借助宦官。在这样的情况下，主要政权不作为，在失去约束的情况下，朝政日益腐败。
而在没有皇权的约束后，不仅世家大族放飞自我，一些小贵族们也悄悄跨越等级制度，干起了有违礼制却倍有面子的事。在封建社会中，本就是一个阶级引领着下一个阶级，就像父母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孩子的性格一样。
在贵族中的行为事物会很快地弥漫到平民阶层中去，当时的是非观念并不十分端正，基本上是权势的语言，所以底层势弱无知的人们常常被王权所左右，这也是在古代为何常有平民起义爆发的原因。
恩格斯说过，“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皇权，不仅约束着制度，并且代表着整个国家，尤其是在封建社会时期，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法律的角色与约束力。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当皇权渐渐失去存在感，社会秩序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人们个人感的体现就一下子充盈起来，并且在兴奋与侥幸的心理中不断地对外触底试探。一时间，豪华的丧葬制度与个人的歌功颂德风气弥漫了整个大汉朝。
二、“礼制、孝道”的压制致使平头百姓花光积蓄、卖身葬亲
汉武帝刘彻在位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儒家学说成为思想主流。虽然很多人认为这个现象是汉武帝促就的，但也并非全是，因为当时的儒家学说本就在众多学说中脱颖而出，日渐势大，与其说汉武帝成就了儒家思想的如日中天，不如说二者互相成就来得恰当。
秦代时期虽然有任用儒生的迹象，但其根本作用在于礼仪上的需求，而在汉代，朝廷则更多地任用儒生于社稷。且为了与秦代君权对儒生的态度相左，反思秦代时期的暴政，“儒家社圣君为理想，圣君不出则仁义礼乐之政治无由实现”这一类思想成为汉代君主摆脱秦代束缚的主要助力者。
朝代的更迭并非换个皇帝那么简单，一个君主如果要名垂青史，受百姓爱戴，首先就要摆脱上一任君主给自己的阴影，只有青出于蓝方能载誉史上，否则就只会给人“好而不足”的印象。汉朝为了摈除百姓心中遗存的前朝印象，努力地宣扬儒家思想，且颇有成效。
而儒家思想，注重礼制、孝廉，不光是东汉，整个汉代均有受到儒家学说影响，对礼制、孝道十分重视，发展至后期甚至有些畸形。墓葬建造众多，且内部构造与丧葬礼仪豪华。起初随葬的碑是没有刻字的，后来为了表明墓主身份与追述其生平功德，碑上开始刻字，且为了延长碑的保存期限，碑的材质变为坚硬的石质。
当时礼仪之风弥漫整个汉朝，人们靠着一块刻了字的石碑跟豪奢丧葬来表达自己的拳拳孝心，用这些外在的形式主义来告诉众人，自己礼制完善，孝心可鉴。
儒家思想不仅让平头老百姓注重礼制，并且让有官阶在身的文人们更加注重名节。当时由于汉朝政府的扶持，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朝中大臣们也有大部分人是儒家学子，这就造成了在汉朝，从上至下均遵从儒家思想，人们更加注重自己的名节，且当时皇权式微，于是一时间，个人的树碑颂德风气横行。而在西汉之前，刻碑立传几乎是帝王的特权，只有极少数居功至伟的人才有建立个人碑。
《后汉书》中提及，“昔曾、闵奉亲，竭欢致养；仲尼葬子，有棺无梓。丧贵致哀，礼存宁俭。今百姓送终之制，竞为奢靡。生者无担石之储，而财力尽于坟土。伏腊无糟糠，而牲牢兼于一奠。糜破积世之业，以供终朝之费，子孙饥寒，绝命于此，岂祖考之意哉！又车服制度，患极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众。有司其申明科禁，宜于今者，宣下郡国。”
这足以说明到了东汉中晚期，丧葬之礼过分逾制，甚至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为逝世之人立碑更是成了家常便饭，葬礼越是豪华、碑石越是逾制，就越能体现出子孙后代的尊敬、孝顺。
三、东汉文学的发展为立碑风潮推波助澜
儒家根本上是一门学术流派，其在学术中的地位独一无二，且引领了学术在社会上的发展，促进了中国文学文化的进步。在我国历史上，关于文字的发展是一段漫长且丰富的过程，我们如今所看到的碑文，有大部分是隶书，而隶书的发展也关系牵连着立碑风潮源起。
西汉时期，隶书主要留存于石刻与简牍帛书之上，当时的隶书尚未完善，还处于青涩的初期，整体古朴稚拙。西汉末期，隶书逐渐定型成熟，虽脱离了青涩，但还未建立完整的字体规范，在使用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局限。
到了东汉时期，尤其是东汉的中晚期，隶书发展高度成熟，成为官方正体，且由于隶书本身的庄重感，具有艺术性，其在石刻上发光发热，与石碑相辅相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立碑风潮的发展。
碑刻从根本上不能够算为书法的衍生品，只不过是合适的书写样式给予他更加丰富的外在形态。从我们如今字帖、历史资料、石碑拓图中可以看出，隶书是一款十分适合作为碑刻的文字。其整体庄重、简洁，作为墓碑、功德碑等内容使用能够更加突出立碑人的尊敬之情。
汉代的独尊儒术使儒家重“孝道、礼制”的思想深入人心，礼制的束缚久了就成了枷锁，到了东汉中晚期，底层百姓早已因为这层枷锁困苦不堪，人们犹如困兽一般在法律、礼制的边缘试探。重获新生的感觉是美妙且一发不可收拾的，人们名正言顺地依靠孝道的名义进行虚荣攀比，一块块新碑开始占领东汉的土地，也逐步将东汉皇权定在这片土地。
我们现今看来或许只是一段文字、一篇图画刻于石碑之上，但小小的石碑上存留的可不只是片面的文字信息，立碑风潮也不只是一次文化风俗潮流的兴起，其背后所蕴含的涵义浓缩了当时的整个社会，儒家思想、隶书发展与当时皇权地位的下降均是立碑风潮的背后推动者，也不仅仅是这三点，历史中每一次的风向转动，背后都有着千万只手的推动，就像蝴蝶的翅膀一般，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在将来产生你意想不到的效果。
参考文献：
《后汉书》
《二十四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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