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凿壁偷光”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主人公匡衡在艰苦的环境里，自强不息，终于学有所成。两千多年来，他的励志故事感动了无数国人。匡衡学术影响力之大，讲出来让人咋舌。当时有个叫萧望之的丞相，也是个学术大儒，他评价匡衡的学问，已经达到了自成体系的高度，完全可以作为独立门派的开山鼻祖！
匡衡在地方上任职的时候，很多京城的官员，为了追随匡衡学习，不惜辞官！看起来古人追星的疯狂，连现代人都不得不叹服。
凿壁偷光
“匡衡现象”曾经惊动了汉宣帝，他还特地派了当朝的两位学术泰斗，萧望之和梁丘贺专门去考察匡衡。
按照孔子“学而优则仕”的说法，匡衡理应入京为官，假以时日，三公之位跑不掉。没错，汉元帝即位后，匡衡一步步高升，最后官居丞相，封乐安侯，达到了人生的顶峰。不过，汉宣帝在位时，匡衡混得很惨，一直在平原郡做一名基层教育官员，根本不入汉宣帝的法眼！
这就奇了怪了，汉宣帝特地派两大高官去考察他，也得到了超乎寻常的评价，为什么不重用匡衡呢？
很不幸，汉宣帝听完萧望之和梁丘赐的汇报，没有被他俩的吹捧迷惑住，他给匡衡下了两个字的评语：俗儒！直白一点说，就是绣花枕头，外表光鲜，瓤子里全是稻草！
汉宣帝如此“糟蹋”匡衡，连他儿子刘奭都不干。所以，汉元帝（刘奭）即位后，全面否定老爹的“昏聩”，他让匡衡坐上了火箭，飞速提拔一路飙升至帝国一把手丞相。
萧望之
父子两代人，在对待匡衡的使用问题上，表现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
如果我们把汉宣帝和汉元帝两代帝王，对待匡衡的态度，仅仅看作是个体识别的差异，我们将失去一次，深度剖析西汉帝国衰弱原因的机会！
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先从一次皇家家宴说起。
这件事发生在一名叫盖宽饶的司隶校尉冤死后，某一天，汉元帝陪汉宣帝吃饭，席间汉元帝小心翼翼地，就盖宽饶事件说了句：
“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汉宣帝
意思是说，您太过于讲求刑罚，应该改用儒家的宽仁。汉宣帝听到这话，勃然大怒：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家治国的根本就是“霸道”与“王道”的杂用，西周的“德治”怎么能用？俗儒不合时宜，好古非今，连名与实都搞不清楚，怎么能委以大任？
原来，对匡衡的态度，折射出来的是父子俩不同的人才观，和不同的治国治国理念，绝不是个体认知的差异。
那么，汉宣帝和汉元帝的差异在哪里呢？
首先在治国之道上，汉宣帝主张以“霸道”为主，“王道”为辅，汉元帝则主张以“德治”。
汉元帝
“霸道”是指以刑名法律为基础的治国之道，“王道”是指夏商周三代治国之道，包括西周时期的“德治”。“德治”就是由西周周公设计，后来被孔子概括为以“仁”为核心的治国之道。
汉宣帝的理念就是，国家治理必须以“法治”为主干，礼仪道德教化为辅助。汉元帝则主张，儒家的“以德治国”，以“仁”为本！
其次，由“道”的差异，引发帝国核心力量依靠的差异。汉元帝认为，要奉行儒家德治之道，就必须让儒生成为核心力量。汉宣帝则不拘一格，不认为哪一类人有资格，或者有特权成为核心力量，只要不是“俗儒”就行。
什么叫“俗儒”呢？就是知识多见识短，陷进书袋里拔不出来的迂腐读书人。这种人通常纸上谈兵的能力超强，一到实际工作中就抓瞎，只会循规蹈矩，寻章摘句，不懂得灵活运用，死守僵化的理论。
匡衡
汉宣帝甚至认为，大多数的儒生，都逃不脱“俗儒”的圈套，比如匡衡！所以，他宁可提拔倚重宦官。
我们来对宣元两朝政治核心人物，做一次对比。
汉宣帝亲政后十九年里，用过的三公（丞相、大司马、御史大夫）有如下几位：魏相、张安世、邴吉、韩增、萧望之、许延寿、黄霸、杜延年、于定国、陈万年、史高。
汉元帝在位十六年，前五年三公配置延用父亲原班人马，后十一年用过的有：贡禹、薛广德、王接、韦玄成、郑弘、许嘉、匡衡、李延寿。
汉宣帝的十一位三公，两位外戚，两位儒生出身，剩余的七位都是以法律专业人才。汉元帝时期，两位外戚，其余的都是名儒。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九卿和其它岗位上。明显可以看出，汉宣帝不重“学历”，重技能。汉元帝对人才的唯一标准就是“学历”，而且还必须是“高学历”，贡禹、薛广德、韦玄成、匡衡、郑弘都是当世的名儒，学术大家。
汉元帝
这也难怪，汉宣帝本人就不算好学生，从小就是孤儿，教育问题恐怕不会太好。汉元帝不一样，从小身边就是一堆名儒，他本人也是“三好学生”，对儒学研究得很精通，如果不是做皇帝，当个名儒也是绰绰有余。
我们没必要为汉帝国的中坚力量，都是高知分子而高兴，事实上这种变化并不是福音，而是灾难。原因就是这些高知分子，大多掉入了汉宣帝所说的“俗儒”圈套。
用结果来检验一下宣元两朝的核心圈。
班固这样评价汉宣帝一朝的功绩：
“孝宣之治，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近观汉相，高祖开基，萧、曹为冠，孝宣中兴，丙、魏有声。是时黜陟有序，众职修理，公卿多称其位，海内兴于礼让。”
汉宣帝
班固认为，汉宣帝之所以被称为中兴之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邴吉、魏相这样的贤相，并且公卿称职。
举几个汉元帝时期三公们的表演。
先说贡禹，贡禹是坚定的复古主义者，他对汉元帝曾经有过一个建议：凡是都要拿古制对照，就能知道对错！他还有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提案：取消货币！说天下人心变坏，都是被货币勾引的，应该回到古代以物易物。他还建议最好取消商业，让所有人都去务农。
再说匡衡，匡衡一辈子就会拿《洪范传》灾异学说事，研究得太透了，无论天上刮风，还是地上掉雨点，甚至哪儿老鼠上树，他都会引经据典，给你说出一大套“上天的指示”，遇到正事反而就抓瞎。
他比贡禹还要更进一步，贡禹无论如何，道德水平无可挑剔，匡衡则什么坏事都做过，勾结太监石显陷害萧望之、周堪等人，打击陷害将军陈汤，偷盗国家土地等等。当初汉宣帝说匡衡是“俗儒”，都已经抬举他了！
匡衡
这就是被汉元帝当做宝贝的一群儒生。难怪在汉宣帝时期达到顶峰后，西汉帝国会迅速走向衰亡。
两代皇帝的用人差异，形成了天囊之别的结果。难怪在那次家宴上，汉宣帝痛斥刘奭：“乱我家者，太子也！”
如果将儒生用人的责任全部推给汉元帝，似乎也有所不公。
汉元帝的智商确实不高，糊涂蛋一个，根本无法辨识什么叫“俗儒”，这是他个人的责任。不过，如果我们将帝国的发展，放到一个普通君王身上，而非汉宣帝这样的罕见明君，恐怕俗儒横流的趋势谁也挡不住。
造成这个现象的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汉武帝，一个是新儒学大师董仲舒。
早朝
孔子创造的儒家思想，四百年来从来就是曲高和寡，不被统治阶级接受。直到董仲舒的出现，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大一统思想”和“天人感应思想”，对儒家学说进行了创新改造。这两个思想的提出，改变了儒家思想“德治”的复古主义倾向，让新儒家思想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它为皇权的合法性和专制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
正因为董仲舒的理论，让儒家思想和皇权正式联姻，儒家思想提供君权神授和中央集权的理论依据，汉武帝则用皇权，强制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从此儒家思想作为唯一统治思想，占据“执政”的位置，与皇权共治天下，儒生也由此成了帝国唯一的力量。
不幸的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被后世儒生过度放大，西汉末年的儒生，集体掉入“谶纬学说”的怪圈不能自拔，一个个都变成了代天言事的“神汉”。相反，作为儒家核心思想的“仁”，个人道德修养的“修齐治平”等等，全部被扔到垃圾堆。
匡衡
这些新儒家“神汉”们，就是俗儒的典型代表，只会从故纸堆里寻找“革命依据”，以显示学问高深，完全不通时变，不解权宜。比如可爱的汉元帝就是典型代表，他无论做什么事，都要问一句，经书里有这样的话吗？还曾经出现过拿《尚书》的理论，作为治理黄河的依据，《尚书》说要治国以德，所以只要修德老天就不会让黄河泛滥了！结果，可恶的黄河竟然不通天道，不懂德行......
说句难听的，西汉末年，俗儒就是洪水猛兽，是他们吞噬了汉帝国，汉武帝和董仲舒撕开了口子后，新儒学剑走偏锋的趋势一发不可收拾，根本不是汉元帝能够抵挡的！即便没有汉元帝，这股洪水猛兽也必然到来，这就是中国历史发展逃不脱的一次文化灾难！
所以，俗儒当政，不能完全怪罪于汉元帝个人，只是很不巧，历史让他当了排头兵。
俗儒当政的不可遏制，就是西汉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绝不是汉元帝个人得失的问题，更不是所谓外戚乱政，那都是表面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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