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修炼：儒家传统的功夫论》
彭国翔 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2年9月出版
340页
定价：88.00元
内容介绍
儒家传统的中心议题是“成人”和“如何成人”。“成人”，即成为具有高度智慧去面对自我、他人、社会、人生和宇宙的理想人格。“如何成人”，则是成为那种理想人格的种种方法。而对于“如何成人”的反省和思考所形成的理论，用儒学自身的术语来说，便是“功夫论”。“功夫论”是儒家传统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古往今来历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对“功夫论”都有各自的阐发。本书即是在一个中西比较的广阔视野之中，以坚实的文本分析为基础，对儒家传统功夫论的专题考察。
本书不仅在总体上将儒家传统功夫论的一般特征概括为“身心修炼”，指出这种“身心修炼”具有身心交关、不脱离日常生活以及以道德意识、情感和意志的培养为中心这样的特点，更是通过对儒学历史不同时代最重要的人物、思潮和问题所各自彰显的功夫论的个案考察，尽可能展示了作为身心修炼的儒家传统功夫论的丰富内涵。上起先秦，下迄清代，涵盖了儒学传统的主要历史阶段。既分别探讨了先秦、汉代和宋明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如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朱子、阳明和阳明后学如王龙溪等人，也有像鲜为人知却颇能代表清代中后期广大士人阶层的汪霦原，还有对诸如儒家静坐这一问题的专门研究。对于整个儒学传统而言，本书的考察既见“林”的整体，更通过在林中的穿梭往来，以见林中诸“木”的种种细致和曲折。
作者介绍
彭国翔
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学衡（原马一浮）国际人文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以及世界多所大学与研究机构的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和研究员。曾获2016年度“北半球国家与文化克鲁格讲席”（Kluge Chair in Countries and Cultures of the North）、2009年度“贝塞尔研究奖”（Friedrich Wilhelm Bessel Research Award）、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等。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思想史以及中西哲学与宗教的比较。
除本书外，还著有《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2003，2005，2015）、《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2007，2019）、《儒家传统与中国哲学：新世纪的回顾与前瞻》（2009）、《儒家传统的诠释与思辨：从先秦儒学、宋明理学到现代新儒学》（2012）、《重建斯文：儒学与现代世界》（2013，2018，2019）、《近世儒学史的辨正与钩沉》（2013，2015）、《智者的现世关怀：牟宗三的政治与社会思想》（2016）、《中国哲学方法论：如何治中国哲学》（2020）以及中英文论文百余篇，主编丛书与译丛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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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位杰出的儒家学者二十年来通过教学和研究不断探索儒家“功夫论”的最新成果。“功夫”的涵义或许因人而异，但是，在变通之中保持一贯，作为儒学传统从古至今的一条主线，早已是儒家在身心德智等诸多方面通过勤勉的功夫实践来确立自我认同的一项成就。通过身心修炼，人们日常和平凡的经验被转化成为某种非凡的东西。虽然本书考察的儒家代表人物以清代的汪霦原为终，但是，二十年的不断累积，也使得本书成为作者自身功夫实践与思考日益精纯的一个实例。
——安乐哲（Roger T. Ames,北京大学）
儒家的功夫论是儒家心性与人格追求的实践方式，晚近以来颇受到儒学研究者特别是宋明理学研究者的重视。本书积多年之功，以西方古代哲学的“精神修炼”作为比较的资源，对从先秦到宋明的儒学功夫论做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研究，体现了作者的广阔视野和实践关怀，从而成为这一领域的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陈来（清华大学）
在《身心修炼：儒家传统的功夫论》中，彭国翔教授对于中国儒家哲学在过去两千五百年中倡导的通过身心修炼以成就理想人格的各种修身方法，进行了全面、细致和饶富启发的分析。有鉴于古希腊和罗马哲学家将哲学作为一种旨在自我转化的精神修炼，彭教授不仅提供了对儒家传统全新而透彻的解释，更以启人深思的方式突显了儒学和西方古代哲学之间的重要差异。该书极大增进了我们对儒学及其与早期西方思想核心主题之间关系的理解。
——艾文贺（Philip. J. Ivanhoe, Georgetown University）
儒学是复杂的文化体系，但核心关怀在于修养心性，转化人格，成为仁者。理学家将对此关怀的理论反省称为工夫论。工夫论关涉社会实践、意识经营甚至天人之际，问题不易处理，学者进入的门坎较高。本书作者于儒学深造自得，对西学也有相当了解，故能悠游其间。《身心修炼：儒家传统的功夫论》一书是他多年研究的结集，从先秦至明清，收为一编，中西参照，裁断合宜。在汉语学界工夫论日渐加温的趋势中，本书的出版更显意义。
——杨儒宾（清华大学）
目录
前 言
第一章 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
——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传统为参照
一、引言
二、理解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另一种角度
三、儒家修身传统的身体向度
四、以日常生活为身心修炼
五、儒家身心修炼的治疗意义
第二章 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
——以《论语·乡党》篇为例
一、引言
二、礼仪实践与日常生活的一体性
三、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
四、“时”：礼仪实践的境遇性原则
五、结语
第三章 “尽心”与“养气”
——孟子身心修炼的功夫论
一、引言
二、“大人”与“大丈夫”：功夫实践指向的理想人格
（一）大人
（二）大丈夫
（三）“圣”与“神”：理想人格典范的至高境界
三、“心”的修养
（一）心的涵义
（二）修心的功夫
四、“气”的修养
（一）气的涵义与特点
（二）养气的功夫
五、结语
第四章 “治气”与“养心”
——荀子身心修炼的功夫论
一、引言
二、“士君子”与“大儒”：理想人格的典范
（一）士君子
（二）大儒
三、“治气”与“养心”：成就理想人格的功夫实践
（一）作为身心修炼的“治气养心之术”
（二）“气”与“心”的涵义
（三）“由礼”与“得师”：“治气养心”的方法
四、结语
第五章 “修身”与“治国”
——董仲舒身心修炼的功夫论
一、引言
二、“中和”与“养气”：天人同构
三、“养气”与“养心”：身心同构
四、“养身”与“重义”：义利同构
五、“治身”与“治国”：德政同构
六、结语
第六章 身心修炼
——朱子经典诠释的功夫论意涵
一、引言
二、经典诠释的重要性
三、作为身心修炼的经典诠释
四、朱子经典诠释中关于身心修炼的话语
五、朱子读书法与基督教圣言诵读的比较
六、结语
第七章 “一念之微”
——王龙溪的致良知功夫论
一、引言
二、一念功夫的涵义
（一）念与意
（二）正念与邪念、本念与欲念
（三）念与良知
（四）几
三、一念功夫的意义
（一）一念与正心
（二）一念与诚意
（三）先后天功夫的统一
第八章 “究竟功夫”的一致追求与多途分化
——阳明学功夫论的演变与形态
一、引言
二、究竟功夫的追求
三、功夫实践的分化
四、结语
第九章 清代理学的身心修炼
——以汪霦原的《警枕录》为例
一、引言
二、汪霦原其人其书
三、《警枕录》中的身心修炼
四、《警枕录》的思想史意义
第十章 儒家传统的静坐功夫论
一、引言
二、静坐在儒学功夫论中的定位
三、静坐为何不被儒家视为根本的功夫实践
四、静坐作为儒家功夫实践的特点
五、结语
后记
书摘
前 言
我对儒家传统的“功夫论”自觉地从“身心修炼”的角度加以理解，并打算就此课题从事专门的研究，始于2002年。当时我已经从阿道（Pierre Hadot）对于西方古代哲学的研究获得启发，而我2003—2004年在夏威夷大学担任“安德鲁斯讲座”客座教授时，给亚洲研究项目的研究生讲授的一门3个学分的课程（课程编号 ASAN 620），题目就是“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Spiritual and Bodily Exercise in Confucian Tradition and Its Therapeutic Significance)。当然，这门课程更多地具有某种实验性，因为那时的想法尚属初步，架构也还比较粗线条。而我希望能够通过这门课程的讲授，使自己的想法日益清晰起来。当时选修这门课的美国学生人数不多，他们对于儒家传统的知识储备也并不足够。不过，学生很愿意提出问题并进行讨论。虽然所提未必都能切题，但总会有刺激我进一步思考的时候。对我来说，也就可以从中获益了。而我在结束客座前夕，面向全校举办的一场我的客座讲席所必须承担的公开讲座，也同样是以“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为题。
我在2004年暑期结束了夏威夷大学的客座之后，转往哈佛燕京学社继续从事研究。而在那里，我读到了纽思浜（Martha C. Nussbaum）的《欲望的治疗——希腊化时期伦理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rapy of Desire: Theory and Practice in Hellenistic Ethics）一书。初读该书，我就立刻被其吸引。纽思浜对希腊化时期斯多亚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怀疑论这三大主要流派的诠释，与阿道不谋而合。无论是阿道在区分“哲学本身”（philosophy itself）与“关于哲学的论说”（discourse about philosophy）的基础上将古代西方哲学的基调界定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way of life）的“精神修炼”（spiritual exercise），并将西方古典时期的“精神修炼”与后来基督教的“灵修”区分开来，还是纽思浜将古代西方哲学的基调界定为“欲望治疗”，并将“哲学家”界定为“导师/医生”，都不仅修正了我以往在中文世界接受的将古代西方哲学理解为一种脱离生活的静观思辨（contemplative speculation）那样一种习见，也让我觉得这种作为“生活方式”、“身心修炼”以及“欲望治疗”的西方古典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共鸣，彼此之间的差距未必像以往想当然的那样大。
阿道和纽思浜不仅都具备深入西方古代哲学所必需的足够的语文能力（拉丁文、希腊文），同时也都具备足够深厚的义理诠释的功力。因此，作为西方学界公认的一流和顶尖学者，他们对于西方古代哲学的诠释在西方专业的哲学领域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也正因此，当我读到他们在“生活方式”、“身心修炼”以及“欲望治疗”的意义上来理解西方古典哲学的基本特征时，立刻觉得西方古典哲学的很多观念资源，都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助缘。当然，这绝不是要将一种外部的诠释框架和模式加之于中国哲学和儒家传统之上，就像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大陆学界几乎普遍奉行的某种做法一样，那恰恰是我非常反对的。毋宁说，我之所以在读到阿道和纽思浜的著作时自然而然地产生强烈的共鸣，甚至有“相见恨晚”之感。那是因为，从我在中国哲学尤其儒家传统浸润多年的学思与体会来看，中国哲学尤其儒家传统的根本特点，其实也恰恰可以说正是“生活方式”、“身心修炼”和“欲望治疗”。只不过在具体的内容方面，无论与西方古典哲学整体上相较，还是其内部的种种曲折之处，都有很多需要细致探究的地方。
也正是因为这一背景和机缘，2004年秋我初次在哈佛燕京访问期间，无论是在“哈佛燕京访问学者讲座系列”（Harvard-Yenching Visiting Scholar Lecture Series）中所做的一场演讲，还是应当时尚在宾州库兹城大学（Kutztow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任教的黄勇教授之邀前往该校所做的讲座，我都是以“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为讲题的。而我在2004年11月结束哈佛燕京的访问，参加杨儒宾、祝平次两位教授于11月27—28日在台北主办的“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提交的论文就是以“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参照”为题，算是对此前关于这一课题的思考的总结。该文被收入了会议文集《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而该文集2008年也在中国大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简体字版。因此，本书中除了第七、八章的内容来自我之前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之外，正式发表从“身心修炼”的视角讨论儒家传统功夫论的文字，可以说便是始于这篇2004年完成并发表的通论性的论文。本书的第一章正是这篇论文。需要说明的是，当我提交该文时，在中文学界，虽然阿道因其《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从苏格拉底到福柯的精神修炼》（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Spiritual Exercises from Socrates to Foucault）已开始为人所知，但纽思浜其人其书还知者尚鲜。因此，“Nussbaum”一名的中译并无先例可循，我当初便使用了“纽思浜”的译名。后来中国大陆西方哲学的同行使用了“努斯鲍姆”的译名，如今似已约定俗成。但在本书之中，我仍保留了最初“纽思浜”的译法。
对于儒家传统中作为一种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的基本特点，该文已经在一个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做出了提示。不过，我深知，要想对整个儒家传统中作为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予以理论上的深究精察，还必须在宏观的总体把握之外，对儒学不同历史时期主要代表人物的功夫论逐个进行具体的个案研究，如此才能不失之笼统，既见“林”的整体，更要在丛林中穿梭往来，以见其细部的种种曲折。也正是在这种自觉之下，我 随后即开始了对于儒学史上不同阶段主要代表人物功夫论的考察。我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希望通过具体和坚实的研究，来验证“身心修炼”是 否的确构成观察和揭示儒学传统功夫论之根本特征的一个恰当视角，以 及在这一视角之下，不同历史时期的儒学人物，在同样从事作为“身心 修炼”的功夫实践的情况下，又怎样展现出各种丰富多彩的不同形态。
在那之后，我首先从事的个案研究，是对朱子读书法的专题考察。这是本书第六章的内容。该章最初是参加 2006 年 1 月 12—14 日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举办的“理解、诠释与儒家传统”学术研讨会时提交的论文，后来也曾提交给同年5月16—18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举办的“注释、诠释与建构——朱子与四书”国际学术研讨会。需要说明的是，我并非因为要参加会议，才撰写了当初题为“身心修炼：朱子经典诠释活动的宗教学意涵”的这篇长达四万多字的论文，而是该文的撰写原本就在我的研究计划之中。我接到会议的邀请之后，觉得该文恰好符合会议的主题，这才接受了邀请而最终赴会。我历来觉得，尽管学术会议有时会对正在酝酿的研究和思考起到一定的催生成文的作用，但不能为了迎合各种学术会议的题目而写论文，否则势必影响自己的研究计划。
正因为我对朱子读书法作为一种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这一课题已有较长时间的思考，在仔细研读了朱子的相关文本并浏览了学界以往绝大部分从诠释学的角度考察研究朱子读书法的成果之后，觉得“身心修炼”的确是朱子读书法的一个重要内涵而学界以往发掘不够，才在反复推敲的基础之上撰写了那篇论文。文章在2005年会议邀请发来之前已经完成，应邀赴会并提交那篇论文，只是“顺水推舟”而已。还记得会议期间，较早便已在台湾出版过《朱熹哲学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的金春峰先生，曾问我以前有没有写过朱子的文章，大概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该文因为较长，其中比较朱子读书法与基督教“圣言诵读法”的部分，还曾以“朱子读书法与基督教圣言诵读法的比较——儒家经典诠释的宗教学意义”为题，作为参加2007年5月30日至6月1日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当代语境下的儒耶对谈——思想与实践”学术研讨会的会议论文。
在我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一书中，已经对阳明学的功夫论进行了较为充分和细致的考察。本书第七、八章，便是我对阳明学功夫论的基本看法，尽管并非我研究阳明学功夫论的全部内容。这两章的内容加上我对朱子读书法作为身心修炼功夫论的研究，大致展示了宋明理学中朱子和阳明学这两大典范的功夫论的重要方面。在此基础上，按照原本的计划，我对儒家传统身心修炼的功夫论的研究，接下来便从宋明理学扩展到先秦和汉代这一儒学传统的“古典时期”了。
完成了朱子读书法的研究之后，我紧接着完成的是对孔子功夫论的思考。这一方面的内容，是我参加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举办的“东亚儒学中的身体论述”学术研讨会（2007年11月23—24日）时提交的“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以《论语·乡党》篇为例的考察”这篇论文。在历代对《论语》的诠释中，“乡党”恐怕都是较受忽略的一篇，这在现代各种《论语》的诠释和注解之中，尤其如此。而且，历史上对该篇的诠释，也几乎都是从礼制的角度观察。但我细读多年，总觉得该篇并非只是记录孔子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的流水账或“花絮”。从作为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这一角度来看，便可豁然开朗。该文基于细致的文本解读，可谓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因此，该文不但经受住了学术会议上同行学者们的检验，更获得了相关学者的高度认可。不仅组织会议的黄俊杰教授等人对该文颇有肯定，主动邀请将该文发表于其主编的《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后来大陆一位专研礼学的学者偶然遇到我时特意向我提及他的读后感并表示赞赏，虽然未必没有客气的成分，但我想也是由衷之言。
2009—2010两年于我而言是多事之秋，不得不应付一些宵小之徒在现实生活中给我制造的麻烦。但是，我的研究和思考并未受到多大影响。我在从事其他一些研究的同时，也没有中止对儒家传统功夫论的持续思考。2010年春季，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一个学期，分别给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一门课程。我给研究生开设的3个学分的“中国哲学研讨”课程，就是“儒家传统身心修炼的功夫论”。还记得当时讲到孟子、荀子和董仲舒的部分，我自觉古典儒学时期除了孔子之外这三位最重要人物的功夫论，在我的胸中尚未能有“成竹”。因此，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对他们的文本、历史上的注释以及学界既有的相关研究成果继续细读深思，以期让他们功夫论的完整面貌，可以清晰地向我呈现。
在孟子、荀子和董仲舒三人之中，我更早研究的是董仲舒。我对董仲舒的思考大约和对朱子、孔子的研究同时，但集中精力的专门研究，则大约是2007年便已正式开始的。因此，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之后，次年（2011）我对董仲舒功夫论的研究便发表出来了。不过，对于孟子和荀子功夫论的研究和思考，分别要到2018年和2019年才最终开花结果。以本书第三章为例，最初的起心动念不计，从2010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时告诉自己要专门集中精力清理孟子的功夫论算起，到2018年正式发表“‘尽心’与‘养气’：孟子身心修炼的功夫论”，也已足足经过了8年的时间。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来说，这很正常。事实上，我的每篇学术论文几乎都经过长期酝酿的阶段，只是这一点外人并不能看到而已。也正是在经历了深思熟虑而达到了“胸有成竹”的基础之上，每一项研究进入具体的写作阶段时，才往往能够得心应手、一气呵成。
我在发表了孟子功夫论的专题研究之后约一年半，便接着发表了关于荀子功夫论的研究。不过，我对荀子功夫论的研读和思考，却不是在写完孟子之后才开始的，而是基本上与对孟子功夫论的思考几乎同时并行的。我在《中国哲学方法论》一书的后记说过，我常常将不同的研究工作同时进行，而将从事一项研究工作当作另一同时进行的研究工作的间歇和休息。不过，在进入正式的写作阶段之后，就必须专注一项、逐一完成，而不得不有先后之分了。这就是尽管我对孟、荀的功夫论研究齐头并进，却在发表了关于孟子功夫论的研究差不多一年半之后才发表荀子功夫论研究的原因所在。当然，在这一年半期间，由于孟子功夫论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我对荀子功夫论的思考以及相关文献的阅读，自然可以更为专注。
本书第十章关于儒学传统静坐功夫论的考察，情形也是一样。虽然这一部分的内容在本书各章中属于最新发表的文字，不过，对于该课题的思考，却也是由来已久。我在学生时代便已有修习静坐的经验，所以对于儒学传统中有关静坐的各种文献记载，自始即有浓厚的兴趣。因此，儒家传统中的静坐功夫这一课题，对我来说不是全然的“纸上谈兵”，而是由于自己早有一定程度的“体知”而倍感亲切。尽管我的静坐实践时作时辍，尤其这些年来已经到了若有若无、偶尔为之的地步，但是，对于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儒家传统中的“静坐”？如何理解这样一种有别于一般的养生方法而以圣贤人格为追求的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我的思考与反省的兴趣却从未稍减。我已经无法确定具体何时开始将对儒家传统中的静坐功夫自觉纳入自己的研究计划，但我检索电脑中的相关资料发现，大规模地搜集这一课题方面的各种文献，三年前便已经开始了。既然如此，对该课题形成自觉的问题意识而“起心动念”从事专门的研究，只能更早。大致想来，恐怕至少是五年之前。无论如何，就本书第十章的现有内容而言，尽管未必今后不能有所补充，但和我对那些儒学传统中不同阶段代表人物的功夫论反省一样，都可以说是长期“退而结网”、反复咀嚼文献之后的深思熟虑之作。
本书第九章的情况，与其他各章稍有不同。该章的文字最初发表于2017年，是我对《警枕录》这部鲜为人知的古籍的研究。我每到一处高校或研究机构客座或访学，一定要对该处图书馆的中西文收藏尽可能有所了解。《警枕录》便是2007—2008年我在哈佛燕京学社担任访问学者期间于哈佛燕京图书馆得以阅览的古籍之一。记得我尚在北大高研院工作的时候，曾专门以该书为阅读材料，和我在北大指导的几位博士生定期研读讨论。当然，我之所以直到2017年才发表对该书及其作者汪霦原的研究，既是由于我十年间的主要研究工作别有所在，包括本书上述各章以及这期间我发表的其他各种文字，也是我一贯坚持的长期蕴蓄的原则使然。我在世界各地搜集和披览中国的善本旧籍，常不期而然地有所收获。这部《警枕录》以及我之前发现和发掘的《龙溪会语》、两部《理学录》、《中鉴录》、《儒门法语》以及《明儒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等，都是其例。而在纯粹的历史研究兴趣之外，探究这些古籍作者的精神和思想世界，以求“知人论世”，始终更是我的追求所在。
我在哈佛燕京初览《警枕录》的印象，是该书作者汪霦原这位以往不为学界所知的清代中期士人，其内心世界和日常生活竟然完全仍在宋明理学的传统之中。我对《警枕录》和汪霦原的研究，原本是我清代理学研究计划的内容之一。因为在我看来，清代理学是一个颇值得探究而迄今仍有很大空间的领域。虽然之前中国大陆曾有关于清代理学的著作出版，但过于粗糙。对于理学传统在清代的发展，从事中国哲学的学者大都较为忽略，反而是史学界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若干学者如王汎森先生等，较早做出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我曾于2012年10月28—31日参加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举办的“清代理学国际研讨会”，正是这一研究动向的反映。而作为汪霦原日常功夫实践的日记汇编，《警枕录》可以说向我们揭开了清代理学世界的冰山一角。因此，我对《警枕录》和汪霦原的研究，原本更多是放在“清代理学”这一脉络之中的。不过，当我整理这部书稿，回头来看时却发现，汪霦原在其《警枕录》中记载的日常功夫实践，其实正是儒家身心修炼的功夫实践在清代这一通常被认为是考据学独领风骚的历史时期的一个绝佳例证。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警枕录》的研究，恰恰可以弥补儒家身心修炼的功夫论在清代的一个环节。
总之，本书之中，最早的文字到最近的文字，时间跨度恰好20年。对于儒家传统功夫论的探究，本书则上起先秦，下迄清代，涵盖了儒学传统的主要历史阶段，既有其中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有汪霦原这样鲜为人知却颇能代表清代中后期广大士人阶层的人物。当然，虽然本书在中西对比的视域中指出身心修炼构成儒家传统功夫论的基调与特质，并通过对人物、思潮、问题所各自彰显的功夫论的考察，尽可能展示了作为身心修炼的儒家传统功夫论的丰富内涵，却并不意味着处理了儒家传统功夫论这一研究领域的所有课题。如果这本著作的出版，能够引发学界同仁对于儒家功夫论以及相关各种议题的进一步思考，由此产出更多持之有故和言之成理的真知灼见（知识和思想），则是我翘首以待、非常乐于看到的。
由于本书各章之前都有一个专门的内容提要，我在前言的部分，就不再赘述各章的主要内容及其相关意义，而重在介绍本书整体以及各章写作的背景和缘起。对于读者来说，这或许同样可以提供一种理解上的帮助。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功夫”和“工夫”在儒学传统中是一对完全可以互换的名词，而“功夫”的出现较“工夫”更早，并且，“功夫”比“工夫”似乎更能显示身体参与的向度。因此，我在本书统一使用“功夫论”这一名词。当然，这一用法只是我个人的偏好，与“工夫论”一语既无冲突，亦可互换。
最后，我把本书各章文字最初正式发表的情况陈列如下，也向这些出版物的相关编辑表示感谢。当然，我更要向上海三联书店的黄韬先生和殷亚平女士表示感谢。正是他们出色当行的工作，使得本书成为继《中国哲学方法论》之后，我在上海三联书店顺利出版的第二本著作。而借本书出版之便，我又对各章文字做了全面的修订，这一过程中也得到了几位友生的帮助。而以往发表时的若干误植，由此也均在本书得到了纠正。这也是我要特别加以说明的。
1.第一章，原题为“儒家传统的身心修炼及其治疗意义——以古希腊罗马哲学为参照”，杨儒宾、祝平次编：《儒学的气论与工夫论》，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页1—45。
2.第二章，原题为“作为身心修炼的礼仪实践——以《论语·乡党》篇为例的考察”，《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第6卷第1期，2009年6月，页1—27。
3.第三章，原题为“‘尽心’与‘养气’：孟子身心修炼的功夫论”，《学术月刊》，2018年4月，第50卷，总第587期，页5—20。
4.第四章，原题为“‘治气’与‘养心’：荀子身心修炼的功夫论”，《学术月刊》，2019年9月，第51卷，页18—31。
5.第五章，原题为“修身与治国：董仲舒身心修炼的功夫论”，《中国文化》，第34期，2011年10月，页43—54。
6.第六章，原题为“身心修炼：朱子经典诠释的宗教学意涵”，《理解、诠释与儒家传统：中国观点》，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当代儒学研究丛刊24，2010年，页193—258。
7.第七章，原题为“明儒王龙溪的一念工夫论”，《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2002年8月，页54—67。
8.第八章，原题为“阳明后学工夫论的演变与形态”，《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页28—35。
9.第九章，原题为“《警枕录》的精神世界及其思想史意义”，《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2017年2月，页121—132。
10.第十章，原题为“儒家传统的静坐功夫论”，《学术月刊》，2021年5月，第53卷，页3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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