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对他的弟子颜回极度赞赏，他认为颜回的这种精神正是“乐天知命”的表现，孔子本人也有过一段相似的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颜之乐”成为北宋时期理学的重要命题，它给普通人尤其是失意的读书人提出了另一条“圣贤之道”，那就是“伊尹之志”之外的“内圣之道”。“内圣外王”是儒家读书人的终极追求，而“孔颜之乐”则为他们在失意之时提供了精神安宁的土壤。
但是“孔颜之乐”这一命题，是在北宋之后才成为热点的，颜回这个儒家的人格形象也是在北宋理学出现之后才走上神坛的。先秦、两汉、魏晋、隋唐时期的大儒，真正关注颜回并且推崇他的人并不多。西汉初年实行的是“黄老学说”，而汉武帝时期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董仲舒等大儒也并不重视颜回。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孔子奉为“至圣”奠定了儒学作为偶像的基础，而颜回始终是以孔子的优秀弟子形象存在的。
即便是两汉、魏晋时期出现了尊崇颜回的热潮，以扬雄的《法言》为代表的一些儒家著作抬高颜回，帝王赞颂颜回的书论如《颜子论》和《又祭颜子文》等也时有出现，但颜回始终没有成为士大夫阶层集体崇拜的对象。两汉以及魏晋时期的统治者以及大儒们对颜回的提及，主要目的是为了抬高儒家的地位，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真正地将颜回独立于政治之外，并且作为士大夫阶层的终极追求之一的，是北宋理学家周敦颐，他提出了“孔颜之乐”这一全新的命题。
北宋之前的颜回形象和北宋理学的“孔颜之乐”
先秦及两汉时期的颜回形象。先秦时期乃至秦朝时期，所推崇的都是“王道”这一思想，在这一阶段不但颜回没有得到重视，儒家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颜回的形象在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完全空白的，即便是在儒家有着至高无上地位的孔子，在这一时期的形象也仅仅是作为诸多学派中的一员存在。两汉时期在“罢黜百家”之前，社会整体的思想还是以“黄老之学”为核心，即便是到了汉武帝重用董仲舒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儒家也仅仅是一种与其他学派思想并立的政治手段，没有上升到国民整体意识的地位。随着儒家地位的不断提高，颜回的地位随着孔子的地位提升而得到提高，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帝王的政治需要。
魏晋时期的颜回形象。汉末以及魏晋时期的儒家整体不甚兴盛，在这一时期占据主流的是“玄学”以及“佛学”。东汉末年所呈现的动乱局面使得汉武帝之后建立起来的儒家系统崩塌，传统的儒家价值观在这一时期名存实亡。而魏晋时期持续的动荡以及政治的高压态势使得士大夫阶层有了深深的幻灭感，为了逃避现实的迫害以及精神的苦闷，他们将自己的目光更多地投射到了“清谈玄学”上。而佛教的传入更是给了他们极大的精神慰藉，《金刚经》里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正契合此时人们的心态。孔子和颜回虽然在表面上继续为统治者所重视，但是士大夫以及民间的读书人都不大接受他们二者。
隋唐时期的颜回形象。隋唐时期都极度重视儒学，但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未将颜回作为自身的偶像，他们仍然重视现实意义上的成就。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贯穿整个唐朝的“边塞诗”，唐人那种渴望建功立业的情怀以及开放豪迈的姿态是当时的主流，唐朝的士大夫阶层以及读书人不甚接受“安贫乐道”的思想。即便是提出“新古文运动”的韩愈，也仅仅是为了扭转“儒释道”三家并行的局面，寄希望于“文以载道”来恢复儒学价值观为主流的一元格局。唐朝中后期以“安史之乱”为代表的藩镇割据局面是国家层面上的矛盾，士大夫阶层并不是这一矛盾的主体，士大夫整体的思维形态并未由此而发生转变。
北宋理学的“孔颜之乐”。周敦颐在《爱莲说》中所提倡的“出淤泥而不谈，濯清涟而不妖”正是颜回形象的对照，所谓“安贫乐道”不为世俗所左右的儒家精神在这一时期被提了出来。而在周敦颐之后的“二程”则将“孔颜之乐”彻底体系化，使之成为了北宋士大夫的精神主流。“孔颜之乐”被具体成为了：守道之乐、学道之乐和体道之乐。颜回自此以后成为了与伊尹并列的重要人物，颜回所代表的“内圣”之道与伊尹所代表的“外王”之道成为了读书人“成圣成贤”的两条并行道路。“内圣外王”也因此成为了宋元明清的读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尤其是在受到现实的打击之后，向颜回看齐就成为了读书人最后的坚守，这也是读书人与现实世界的对抗领地，是他们最后的精神栖息地。
科举制下完善下的北宋“新旧士大夫”
颜回形象在历代的变迁以及地位的不断攀升是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的，而“孔颜之乐”在北宋时期脱离政治需求，成为了士大夫阶层主动寻求的精神堡垒，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宋太祖赵匡胤自五代十国的动乱中建立了宋朝，对武将的忌惮使得他采取了以“与士大夫共天下”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对文官的重视使得科举制度在宋朝达到了顶峰，“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宋朝成为了真正的现实。科举制度在宋朝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完善，下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完全打开，大量的寒门士子开始涌入了朝堂，他们也因此成为了北宋的时期的“新士大夫阶层”。
北宋与唐朝的士大夫结构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别，唐朝的士大夫阶层仍旧是以“豪门贵族”为主体的，而北宋时期则逐渐演变成为了以“寒门子弟”为主体。寒门子弟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宋“新旧士大夫”之间的矛盾，大批庶族出身的士大夫虽然能后跻身仕途，但是他们始终徘徊在权力的边缘。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冲突造成了读书人心中的苦闷，他们的政治诉求得不到满足使得他们必须为自己找到一条解脱之路。而即便是那些跻身上流的寒门士子，面对权力内部的斗争也往往历经磨难，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矛盾。
范仲淹、苏轼、欧阳修这些人无一不遭到数次贬谪，在宦海沉浮的过程中他们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儒家传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价值取向被现实击败，北宋时期读书人追求的“外王”之路成为了梦幻泡影。在这种情况下，周敦颐所提出的“孔颜之乐”解决了士大夫精神上的苦闷，这一理念的提出使得士大夫们在“外王”之后又有了“内圣”这一全新的道路。北宋时期的“古文运动”继承了韩愈对佛老排斥的思想，“儒学复兴”成为了士大夫阶层的集体意识。这些读书人没有将自己的目光投射到释道两家去寻求解脱，而是在理学的指引下找到了儒学语境下的解脱之道。
颜回这一人物在北宋之前仅仅是作为孔子诸多弟子中的一位存在的，但北宋的理学家将他与孔子捆绑在了一起，从此之后颜回形象的权威性得到了极大地加强。周敦颐以及之所以提出“孔颜之乐”，而不是单独地提出“颜回之乐”，实际上就是将颜回塑造成为孔子性格中“安贫乐道”那一面的化身。北宋完备的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历史的进步，但它同时又有着相当矛盾的一面，那就是加剧了北宋士大夫内部的矛盾以及他们内心世界的苦闷，而“孔颜之乐”就是这种现实下的产物。
“孔颜之乐”是士大夫阶层矛盾的精神寄托
北宋理学家彻底挖掘出了儒家内部的矛盾，这一组矛盾就是孔子所说的“士志于道”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的矛盾。孟子虽然提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解决办法，但是北宋之前的读书人着重点仍旧是“兼济天下”。而事实上在北宋之前的儒学并未完全转变成为读书人内部的自觉意识，直到唐朝它仍旧只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政治手段。宋朝的“重文抑武”使得科举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儒学正式成为了朝堂内外的基础意识形态。
寒门出身的士大夫在上升过程中遭受了现实的打击，亚圣孟子所提出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内在修养被挖掘了出来，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并行。周敦颐为此提出的口号是“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在他之后的“二程”更是通过将颜回化身为孔子“安贫乐道”性格的一面，赋予其权威性之后将其推向了神坛。北宋士大夫阶层对儒家的尊奉使得佛老被边缘化，他们不愿意在佛老所给出的答案中去寻求自身的安慰，因此“内圣”成为了他们精神栖息的土壤。
“庙堂江湖”与“忧乐之辨”成为了北宋士大夫的进退之道，寒门出身的范仲淹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庙堂之高则忧其君，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北宋士大夫的集体意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政治人格是他们所共同追求的理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是北宋士大夫对佛老排斥的体现，即便是处在最灰暗的谷底，他们仍旧保持着一颗心系天下的入世之心，而不是以逃避现实来对抗命运的摧残。“孔颜之乐”成为了中国士大夫最后的一片净土，这片净土是他们内心深处的精神寄托，也是知识分子最后的倔强与顽强。
结语
颜回这一人物在历史中形象的演变，可以看作是儒家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史。透过颜回这一人物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地位，我们可以窥探到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者对于儒家的态度。而北宋时期的理学家将颜回与孔子捆绑在了一起，并且将他赋予了孔子性格中“安贫乐道”化身的地位，极大地提高了颜回的地位。北宋时期的士大夫们在颜回问题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他们通过这一人物的延伸来为自己打造了一片净土，这片净土也因此成为了千年来中国读书人所坚守的精神家园。
儒家从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中走来，在西汉初年的逐步取代了“黄老之说”，成为历代执政者们所尊奉的主流。北宋时期儒学发展达到了高峰，“孔颜之乐”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自觉，他们摆脱了政治的束缚将儒学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既有着儒家在千百年来的道德价值观，又有着震撼人心的入世情怀，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体现的是北宋时期知识分子的强大韧性。佛老那种远离世俗的出世精神受到了贬斥，扎根于人间的儒家自始至终都没有抛弃人世间，哪怕疮痍满地、步履蹒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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