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统治中国两千余年，但它是怎么形成的？它为什么曾经得到统治者的垂青、也曾经被抛弃过？在全球化的今天，儒家思想为什么衰微了？我们又该如何复兴儒家思想？
“儒”与“儒家”
“儒”并非由孔子首创，它最初的含义也不是后来的儒学，而是一种职业。“儒”最早指代一类术士（例如后来秦始皇活埋了许多炼丹求仙的方士，而当时却称其为“坑儒”），他们精通丧葬礼仪及习惯，专门负责主持丧葬事务。他们社会地位低微，收入也少，做事时还要仰人鼻息，所以形成了柔弱的性格。这种因卑微而柔弱的生存姿态，恰恰是“儒”的本意，并逐渐成为这一职业的代名词。
在商代，“儒”这个群体开始分化，他们中的多数人成为知晓气候以及天文星象，擅长占卜凶吉、作法求雨的“术士”；而另一部分人则成为负责主持宗社祭祀礼乐仪式和丧葬之礼的祭官，专门为王室和诸侯服务。
到了周代，官家垄断教育，掌握“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官“儒”成了官学的教师。而到春秋后期，官学随着周王室的衰落而逐渐破败，之前身为王室祭官的“儒”及其子弟逐渐散落民间，“儒”这个群体的主要构成，也从官员变成了出身贵族却没有名分的“庶子”（贵族除嫡长子之外的其他子弟）。
这种转变正是“儒家”等诸子百家产生的根源。大家知道，周代奉行“嫡长子继承制”，非嫡长子的庶子（“庶子”即诸子百家中的“诸子”，“诸”意为多余，“庶子”本意就是“多余的人”）们，享受不到父辈的贵族身份与爵位，无法进入主流贵族社会，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游士”。先秦诸子中除了老子，基本都出身于“庶子”，孔子及其弟子亦不例外。
孔子开创了儒家新局面
在今人的想象中，至圣先师孔子的形象是个慈眉善目、充满智慧的老头。而鲜为人知的是，孔子身高1.9米以上，臂力过人，远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的形象。并且，孔子酒量超凡，据说从来没有喝醉过。
孔子强壮的身体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他的父亲叔梁纥臂大腰圆，十分魁伟健壮，武功当世无双，是个地地道道的勇士。当年鲁国进攻逼阳城时，中了城内埋伏，鲁军刚进去一半，悬门突然掉下，多亏叔梁纥大夫反应迅速，力大无穷将悬门抵住，直到鲁军完全撤退。
勇力过人的孔子没有像父亲那样寻求军功，而是当上了一个儒生。“儒生”在春秋时期是一个社会地位不高、但又掌握相当文化知识的职业，孔子从事这个职业，既有内心的喜爱，也有环境的逼迫。孔子的先祖是商代的王室，但孔子家族历经王朝更迭后逐渐衰败，到了孔子父亲这一代已经很没落了。更加不幸的是，在孔子两三岁时，他的父亲就去世了，孔子自幼就是在与母亲相依为命的贫寒环境中长大的。
在当时，孔子这个破落贵族出身的子弟，最好的立身之本就是学习当时贵族阶层的“六艺”，而得进身于贵族阶层中当差服务，受禄养以为生。所以孔子很早就开始钻研“六艺”，成为一名儒生。
开始于危难之际的春秋注定是一个多灾多难、风云激荡的乱世，周天子的权威地位不断受到挑战，诸侯国凭借强大的实力或发起战争相互征伐，纷争不息。孔子遭逢其时，感叹天下纷乱如麻，遂立志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中，试图以一己之力改变那个“礼崩乐坏，武力横行”的社会风气，重新建立起天下的规范和秩序——其核心就是恢复礼义王道，拯救“天下无道”的局面。从这一点上来说，孔子继承了乃父的勇气，不过比乃父具有更大的理想和抱负。
孔子不仅把“儒”当做一项谋生的职业，更赋予儒以“谋道”的使命，使其担当起传承文明的重任，从而使儒发生了一个根本性转变，成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卓然而立的思想学派。
屡屡碰壁的儒学
孔子在鲁国为官的时候，他治理社会的能力都引起鲁国乃至当时各诸侯国君的注意，甚至出现了“四方诸侯皆则焉”（都来学习孔子的法则）的局面。这无疑说明孔子儒学对于治理天下国家是行之有效的。
但君主贵族们敬重他、欣赏他，却没有一个愿意重用他，所以孔子除了在鲁国做过一阵子官外，在仕途上一直郁郁不得志。直到55岁那年，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他还带领弟子从鲁国出发，先后经过卫、曹、宋、郑、陈、蔡、楚等许多国家，一路上推销着自己的学说，结果换回的不是各国君王的垂青，而是各国贵族的嘲讽、排挤，甚至追杀。
有一次，孔子在陈、蔡一带，陈、蔡的贵族发兵在半路上把孔子截住。孔子被围困在那里，断了粮，几天都没吃上饭。后来，楚国派了兵来，才给他解了围。还有一次，在郑国，孔子和弟子们走散了，独自等在城门口，郑人向子贡形容孔子说，“累累然若丧家之狗。”子贡后来便把那人的话告诉孔子，孔子笑着说：“说我像只丧家之狗，太对了！”——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孔子的理想为什么在他那个时代屡屡碰壁呢？主要是因为孔子创立的“儒家”主要研习伦理道德、礼乐制度之类的内容，并不是当时各国君王们所需要的。
所谓“春秋无义战”，说的就是那个特定时期，群雄争霸都是你死我活的拼争，讲的只是实力。当时各国君主无不忙着富国强兵，需要的是能抵御外辱、攻城拔地的兵家，能交游诸侯、不辱使命的纵横家，以及能够发展生产的农家，能够治理官吏和百姓的法家等等，根本无心关注“儒家”那些动辄仁义道德的主张。卫国君主卫灵公就曾问孔子：“先生懂不懂排兵布阵之法？”孔子说：“我学的都是些祭祀礼仪之类的事，军队里的事情没学过。”于是，第二天卫灵公和孔子谈话时，就心不在焉地仰头看天上飞过的大雁了。
更深层次地看，孔子的“儒家”试图以恢复周朝的礼乐制度来重建社会秩序，而礼乐制度是当初周王朝为维护中央权威而构建的一套完整而严密的身份、等级标识系统，而在春秋时期，这一套标识体系已经显然阻碍了诸侯士卿，违背了他们的利益。楚国贵族劝阻楚王任用孔子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初楚国的祖先受封于周天子，仅仅是一个子爵，土地就五十里那么大。现在孔子提倡是要恢复周公、召公时代的秩序，那楚国还凭什么世代拥有千里国土呢？”
鲜为人知的儒党
孔子生前历尽艰辛，身后却光耀千古，这首先得归因于他在生命晚年大规模收徒讲学，相传教授弟子3000余人。孔子就是春秋末年第一批开私人讲学之风的学者，从而为儒家学派的创立准备了条件。孔子去世之后，孔门弟子继承孔子的理想，在乱世中奋力宣扬儒家思想，使得儒家思想薪火相传，穿越数百年战争烽烟，声势愈发壮大起来了，成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的“显学”之一。
儒家之所以能够一改孔子时代的狼狈，进而独霸思想文化的神坛，其实同它在组织机制上的特性也有很大的关系。
战国诸子中至少有两个学派，并不单纯是学术的思想与学派，这就是儒家和墨家。它们具有早期政党的几乎一切特征：具有专一的政治纲领和远期、近期的政治目标，有较严密的分层组织，有严格的纪律约束，有精神、政治和组织的领袖，且有组织经费来源，从事有组织、有目的政治活动。
孔子与墨子不仅是学者、思想家、教育家，事实上也是两位出色的政治组织者和政治领袖。孔子聚徒讲学的真正目的并非仅仅是要传播一种学术，也是为了从事政治活动。他通过教育传播一种政治信仰，再把具有共同信仰的子弟们聚集在一起组织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就称作“儒”。
这个团体既是学术团体，也是政治团体。他们共同奉行以“六经”之道为主体的圣贤学说，其从学者称之为“弟子”，而外间则称之为“徒党”。这些“徒党”皆尊奉孔子为精神领袖和政治领袖，实践其政治学说和政治主张，从事政治活动。儒家也具有严格的纪律性，背叛师门者，会受到处罚。例如孔子的弟子冉求就因为替重用自己的鲁国季氏征税扩充军备，而违反了儒党“敛从其薄，以德为政”的政治纲领，最终被孔子逐出师门，并号召儒家弟子“可鸣鼓而攻之”。
另外，孔子被当时人称为“素王”，即无冕之王，实际就是政治领袖。以政党的概念理解，孔子的三千弟子就是儒党的党员，而贤者就是孔子之下的各层领袖和骨干。三千只是个概数，当年晋国贵族赵简子本来要攻击卫国，由于听说了孔子儒党在卫，就不敢去攻了，可见儒党人数之多，势力之大，实际是组织成了一个在当时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性党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孔子不仅是单纯的教育家或思想家，还是杰出的政治家。他在春秋战国社会大转型的过程中，敏锐地意识到了通过聚徒结党参与政治的可行性，并付诸了实践。这种组织结构不仅使得孔学得以长期传承，并终于在汉武帝一朝得到国家承认，成为支配中国政治两千年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儒学得到统治者的赏识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汉初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汉武帝是历史上第一个用儒家学说统一中国思想文化的皇帝，从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正统。
汉武帝上台伊始，曾策问治国之道。当时参与问策的100多位贤良人士，有儒家、有法家，也有纵横家以及其他学派，他们都希望本门学派的思想成为汉武帝治国的依据。而其中，董仲舒的对策最受汉武帝的推崇。
汉武帝问董仲舒，如何才能实现百姓和乐、政治清明？董仲舒答：“所谓道，是国家走向大治的途径。仁义礼乐，又是推行道的工具。”看到汉武帝若有所思，董仲舒又提出，“按照《春秋》的本义，寻求王道的出发点，那就是个正字。作为一个帝王，要上承天意，任用德教，不要专用刑罚。”
董仲舒的这次对策，适应了当时汉朝从政治、思想上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句句打动了汉武帝的心。在汉武帝的主导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成为统治阶层的主导思想。与此同时，汉代也出现了一股把儒学宗教化的倾向，那些儒学大家们不断地把“天”描绘成儒学中至高无上的神，竭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能与人相感应的，而王者是“承天意以从事”的等等一整套宗教神学理论，这就是“天人合一”理论。
其实，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就是一种生活事实，人的活动若不与天的运动相符合，就不可能达到生产目的，也就不能使自己的生命延续下去。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就是天道循环，春天播种，冬天死亡，但死亡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到了春天又开始生了。这样规整的自然秩序，人领悟到以后，就要试图把握它，并且把这种自然秩序应用到自己的生活当中，使人类社会也能显现出像自然秩序一样的美好。
人类社会的秩序在儒家那里就是“礼”。礼作为社会的一种制度，是以“天道”作为自己效法榜样的。礼是天道秩序的人间化，按礼的教导去做，按礼的样子去生活，这本身就是神圣的。“礼”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是有等级的，这也是对天地自然秩序的一种模仿。既然天地有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万物跟它联系，不同的现象呈现给我们，那么当制度建立起来后就一定要体现一种等级。有等级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不平等？等级是一种制度的外观、形式；平等是一种价值，可通过很多不同的形式来体现，两者完全是两个东西。
在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这种秩序随着社会的大动荡而解体，在这样的一种社会状况中，如何实现人作为人的价值？这时人就需要内心的“仁”来改变世界，重建秩序。
人者天地之心，外面秩序没有了，但每个人心中都还有“仁”，“仁”就是我们心中的种子。种子放到土地里，只要时机恰当，进行浇水，一定会生长发芽。我们心中的那个“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圣人的种子，只要每个人把“仁”这个种子养好了，天德天理就在了。如果每个人都能想到生命是有神圣性的，相信天道是存在的，对全社会来说，它所代表着的不仅仅是“礼”这个秩序的回归，而且是道德的重新回归。
董仲舒把“天道”赋予儒家学说，不仅给了统治者一整套的统治思路和道德基础，更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一个具有上天意志的社会秩序观。秩序，才是儒家学说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而其他诸子学说都只提供具体的权术、技能或者修身养性的办法，这些都无法成为一个社会的根基。
儒学不是宗教
汉代的儒学虽然进行了一定的宗教化改造，但儒学关注的落脚点仍然是社会政治现实和人生现实，只不过是借助天道来增加自己学说的合法性而已，因此儒学不是真正的宗教。而作为一种统摄人心的思想信仰，如果没有宗教根基，它就会历史上屡屡陷入危机，最终走向衰微。
真正的宗教相信宇宙中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人生世界，一个是生命终结后永恒的世界，人死后那个永恒的世界才是完美的精神世界，具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观。宗教正是依靠这个永恒的价值观来衡量现实的世界，取舍现实的人生。而儒家并不认为有两个世界，而是只有一个世界，死后如何，不是儒家所关心的，生命的意义全在现实的生活之中。
可是，无论上帝是否存在，但人类在很多时候需要有一个“上帝”（人们给他取一个什么样的名称并不重要），人类在很多时候需要“确信”一些东西。因为现世的价值观总是随着形势不断变化的，如果人没有一个永恒的价值观来支撑自己，形势一旦发生变化，人的价值观就开始混乱。例如，在春秋时期，齐国陈氏贵族杀了自己的国君，孔子认为这完全是犯上作乱，就请鲁君出兵讨伐；到了战国时期的孟子那里，如果君王是独夫民贼，“臣弑其君”则成了正当的革命。这样一来，任何臣子只要有实力，都可以借口君主是荒淫无道的独夫而拉其下马了。如果“天命”可以如此变化无常，那么它的约束力又在哪里？人们的敬畏之心又怎能保持？所谓的“君臣之礼”又如何靠得住？
最生动的例子是两汉之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的衰落。此前，儒学在统治者的鼎力支持之下，已经成功成为中国的统治思想，可是到了东汉末年，形势丕变，儒学陷入了长久的危机。
从东汉末年开始，经历魏晋南北朝，中国社会进入了长达三百余年的动荡时期，汉末的战乱、三国的纷争、西晋统一不久发生的“八王之乱”，西晋的灭亡和晋室的东迁，接下来北方十六国的混战，南方朝代的更迭带来的争斗等等，在三百多年里，几乎没有多少安宁的时候。战争使很多人丧生，伴随着战乱而来的饥馑、瘟疫以及人口的大规模迁徙，不知又夺走了多少人的生命。
当接连不断的灾祸、死亡、政治的腐朽黑暗出现时，人们所依赖的儒学在这个时候无能为力了，弑父弑君之事数不胜数，儒家的伦理纲常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已经到了无法为继的地步。在这样的社会危境下，人们觉得仁不足以救世、义不足以卫己，这还有什么天道可言？
儒学在这一时期转入低潮后，佛教趁虚而入，迅速占领了中国人的信仰高地。佛教虽然是舶来品，但作为一种真正的宗教，很快受到了深陷苦难的中国人的欢迎。对于佛教来说，“出世和解脱”是它的出发点和最后的归宿，人们现世的努力是为了来世的回报（这点跟西方的基督教不太一样，基督教追求的是永生的天堂），人的价值不是体现在当下现实中，而是体现在死后的轮回中，这一特点正好迎合了那些现世之中无望挣扎的人们的心理需求。凭借这一优势，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超越本土的儒家学说，在中国迅速流传开来。
儒学虽然在宋明之后再次恢复了统治地位，但由于它不具备足够的宗教情怀，遮闭了人心里对永恒世界的追求和敬畏，每每在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无法应变，最终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下逐渐衰落下去。
但如同基督教对于西方一样，儒学对今天的中国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精神财富。儒学敬畏天命的“天人合一”思想、克己爱人的社群观念、“以理制欲”的人生旨趣等等，都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思想遗产，蕴涵着共同的人类价值观。今天，我们要做的，不是彻底推翻儒家学说，而是充分开发儒学的多重价值，使其在现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融入现代化的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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