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儒家思想，曾经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和东南亚等地。在越南历史上，儒家思想影响很大，甚至还出现了两位儒学大师，影响至今。
越南三国时属吴国，儒家思想最早在那时就开始在越南传播。越南的《天南四字经》记载：“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一些迁徙到交州（即越南）的中原人后代，都是儒家的饱学之士，他们促进了儒学思想在越南的传播。唐朝科举制度，安南人（即越南）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但是那时的儒家思想，主要是在精英人士之间传播，尚未扎根民间。主要是个人兴趣或为了参加科举。
968年，越南丁朝建立，脱离中国的南汉政权独立，结束了中原王朝对越南1000年的直接统治。此后，越南历经多个朝代，依次为：丁朝(968—980)，前黎朝(980—1009)，李朝(1010—1225)，陈朝(1225—1400)，胡朝(1400—1407)，中国明朝统治时期(1407—1427)，后黎朝(1428—1788)，西山阮朝(1788—1802)，阮朝(1802—1945)。
历史上，在中原王朝统治越南的时候，越南就有过孔子庙，不过很可能不是官方所修。越南独立之后，试图效仿中国实行儒释道教并立政策。
1070年春李圣宗时期，第一次官方修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1076年，李仁宗设立国子监，这是越南国学之始。1171年，李英宗修文宣王庙殿及后土祠。李朝学习中国开科举，入学地位大大提升；但是统治者依旧崇信佛教。
由于持续的社会动荡，陈朝开始吸取教训，他们看到儒家思想的重要性，进一步用儒家礼制、三纲五常来教化民心维护统治，实行崇儒抑佛政策。重修国子监，新立国学院。
1407年，明朝占据越南，设交趾布政使司，越南最后一次被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明政府把中原的官学教育体系引入越南，各府州县均设立文庙等，时行祭礼。此举让儒学深入民间。
黎朝时，越南更重视祀孔典礼，科举庙学等制愈加完备，国王亲自祭祀孔子，逐渐成为国家典礼的一部分。到阮朝时，儒家思想在越南发展达到登峰造极，国王每次都亲自祭祀，形成庞大的庙学体系，京城有国子监，省有文庙，县有文祠，村社有文址。
之所以从三教并重，但独尊儒学，是因为越南统治者考虑到佛教大量消耗国帑，却不能对国家的发展和稳定有所帮助，而儒学可以安邦治国，这是随着越南版图的扩张而采取的适应中央集权的举措。
不过越南文庙也有鲜明的越南的特征，从祀中有两个越南大儒是朱安和张汉超。
朱安(1292—1370)，又名朱文安，字灵泽，号樵隐，毕生从事儒学教育与传播。死后赠谥“文贞公”，并赐从祀文庙。朱安在陈明宗至陈裕宗时期任国子监司业(传授太子学业)、国子监祭酒等职，前后40余年。
越南史书评价朱安“性刚介，清修苦节，不求利达。居家读书，学业精醇，名闻远近，弟子盈门”。越南历史学家吴士连把朱安称为“越儒宗”，他所著的《四书说约》是陈朝最著名的儒学著述。朱安从祀是因其人品、授徒，以及为臣的出处之义都符合儒家文化的标准。其从祀与其在越南的儒学价值分不开，同时也与其祭酒的身份有较大的关系。
张汉超(？—1354)，字升甫，号敦叟。他两次曾参加过抗元战争。1308年，陈英宗以张汉超为翰林学士。1339年任门下右司郎中。死后赐赠少傅，从祀孔子庙庭。按照《开严寺碑记》记载，张汉超从祀文庙不仅是因为其从政的功绩，还有赖于其排除佛教异端、传承发扬圣道的贡献。
历代名儒之所以可以从祀，前提是能排“异端”，传“道统”。按此严格标准，这两位越南大儒并不符合。但是考虑到实际情况，越南也需要树立自己的典型，代表统治者崇尚儒家学说的态度，并不是真的传承儒家道统。仅仅是象征意义而已。
张汉超时期，儒学在越南已经盛行，张汉超的行为在越南人眼里也觉得不足以从祀，争议很大，所以不久以后就被罢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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