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铁骊导演创作的电影版《红楼梦》选择了程高本，作为其影视文本叙事情节的改编蓝本。这部长达六部八集735分钟的系列电影，于1989年按情节内容顺序先后与观众见面。
在电视剧版《红楼梦》于1987年播出之后，红学热潮经久未衰。电影版《红楼梦》在观众对电视剧版的赞扬声中上映。关于对《红楼梦》残本结局问题上，谢铁骊导演与王扶林导演的选择并不相同。
谢铁骊导演认为高鹗、程伟元二人续写的《红楼梦》后四十回与曹雪芹编著的前八十回所组成的“程高本”是历经时间的考验，符合大多数受众心理预期的版本。
在版本选择的难题面前，在谢铁骊导演在对《红楼梦》小说文本改编的讨论中，焦点集中于“一部伟大的巨著，电视剧拍了，电影再拍，绝不嫌多。因为从改编来说，我们取舍不同；在导演处理上，解释这部作品的方法也不一样。”
从导演接受访谈的回答中可以分析出，谢铁骊导演对《红楼梦》的思考与艺术创作并没有被电视剧版《红楼梦》的热播所禁锢。
电影区别于电视剧，力求在小说版本的选择和叙事情节的取舍方面做出不同于电视剧版本的艺术呈现。
电影版本对程高本的选择显示出影视文本的创作者和团队中的红学研究者对程高本艺术价值的肯定和赞同。首先，《红楼梦》电影版的创作者认为，“程高本”的叙事情节发展在悲剧美学的形成方面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电影版《红楼梦》对“程高本”的选择是因为，程高本的后四十回与脂批本的前八十回，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艺术整体，程高本的编写和发行对《红楼梦》的审美价值与艺术魅力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电影版选择的程高本《红楼梦》叙事情节的续写，完成了对宝黛钗爱情悲剧的延续，是贾宝玉与封建思想抗衡的保持，是对贾宝玉“今古未见之人”形象的维护。
宝黛钗爱情的悲剧是《红楼梦》最令人伤感的故事，儿女情长的悲戚正是吸引普罗大众的重点内容。
王国维曾表示宝黛钗的爱情故事是“悲剧中之悲剧”，无论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怎样用影视语言叙述如此经典的爱情悲剧，宝黛钗是必不可少的主线。
程高本后四十回的叙事情节，也致力于渲染宝黛钗爱情的悲剧，没有参考脂砚斋批本中透露出的曹雪芹原著的悲剧情节，而是从程高二人自己的审美经验和自身阅历出发，重新调整了人物性格和叙事逻辑，改变了林黛玉与薛宝钗“二美合一”的叙事情节和人物设计。
在感情的悲剧主线上，叙事情节铺设更加戏剧化。处理成宝玉的大婚之际，便是黛玉香消玉殒之时，偏离了脂砚斋暗示的黛玉早亡，才会有二宝金玉良缘礼成的情节发展轨道，但是这种同日同时的丧与喜，悲剧的彻底化。
在百年的流传中得到了读者审美心理的认同，并将爱情彻底性的悲剧视为程高本续作最为成功的情节。
电影版《红楼梦》正是看中了小说文本中爱情悲剧叙事情节的大冲突大撕裂，将叙事情节的高潮上升到悲剧的巅峰。
贾宝玉与封建思想抗衡的叙事情节主要体现在，贾宝玉与父亲贾政之间的冲突，程高本后四十回的叙事情节中，对父子二人的矛盾冲突进行了延续。
在前八十回的叙事情节中，贾宝玉始终是贾政眼中“混帐东西”，贾宝玉公然表明仕途经济不过是“利鬼禄蠹”，他所追求的自我觉醒与贾政所期许的背道而驰。
“古今不肖无双”的贾宝玉在程高本的叙事情节中隐去了贾政命宝玉作《诡画将军诗》的欣慰与颜欢，程高本延续了父子尖锐矛盾冲突的审美想象。
在后四十回叙事情节中，封建长辈所促成的金玉良缘才会打破木石前盟的约定，实现悲剧化的演绎，最终将贾宝玉推向“撒手悬崖”的命运归宿。
贾宝玉“今古未见之人”形象的维护，也是程高本身艺术价值之所在。在对小说文本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时，得出贾宝玉性格丰富的层次以及人物形象的多维。
曹雪芹为这个主人公倾尽笔墨与心血，将其注入了诗意化的人格，但在脂砚斋的批注中不难发现，对主人公“似谲而正似则而淫”的叙事技巧正是作者“狡猾之处”，也充斥着作者对贾宝玉这一“今古未见之人”感情的复杂性。
他身上有“说不得美，说不得愚，说不得不孝，说不得善，说不得恶”的“痴”与“淫”，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势下，贾宝玉是时代的挑战者与背离者，所以被称为“今古未见之人”。
贾宝玉追求自我价值与自我觉醒的人生态度，必然会受到强有力的打压，程高二人在前八十回的叙事情节中体会到了曹雪芹赋予贾宝玉人物形象的哲理性思考。
认为贾宝玉会在封建家族走向衰落时，林黛玉香消玉殒之后，更加坚定保持自己真切的本心，看破世间万物幻灭轮回的道理，转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归途，随僧道离去回归青埂峰。程高本的结局为维护贾宝玉“今古未见之人”的形象做出了贡献。
其次，程高本对《红楼梦》的艺术整体性以及传播方面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电影版本和电视剧版本创作的时代背景，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红楼梦》研究者对程高本艺术价值的态度仍然具有两极化的态度，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两篇文章，分别是周汝昌先生的《在<红楼梦>“全壁”的背后》和张国光先生的《两种<红楼梦>，两个薛宝钗——兼论高鹗续改<红楼梦>大有功》，提取两篇文章的核心观点不难发现。
周汝昌先生高度赞扬了曹雪芹杰出的文学功底，贬斥了高鹗后四十回的续写内容，认为续写部分与前八十回结合在一起是狗尾续貂的拼凑，对《红楼梦》的审美价值和艺术韵味有损坏之意，周汝昌先生对高鹗的续作深恶痛绝。
张国光先生则首先肯定了前八十回的脂批本与一百二十回的程高本的区别，高鹗续写得后四十回，与脂砚斋批语中的“后之三十回”有较大的出入，并在叙事情节、思想主题、人物形象塑造等艺术构思方面与脂砚斋对后文的提示大相径庭。
张国光先生经过对金圣叹评点《水浒》与《西厢记》方法的探讨，深受启发，得出“两个《红楼梦》，两个薛宝钗”的结论，进一步肯定了高鹗的续写为《红楼梦》艺术整体性作出的贡献。
最后，影视文本创作者选择程高本作为影视文本创作的蓝本，是从整体和全局出发考虑的。
无论程高本将前八十回的叙事情节删减改动了多少，续写的是否与脂砚斋提示的主题相符，后四十回都是在前八十回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创作的，高鹗站在曹雪芹的肩膀上精心创作叙事情节，打磨人物形象，完善悲剧主题。
曹雪芹创作的前八十回为残本内容，正是因为高鹗的续作才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全璧之作，使其在传播的过程中散发极大的艺术魅力与艺术影响力，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
《红楼梦》程高本历经百年，无论是以其为蓝本创作的红楼戏曲，还是银幕作品，都受到了受众审美心理的认同。以《红楼梦》程高本为蓝本创作的影视文本，与其他众多改编文本相比，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期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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